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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父文斐参加辛亥革命事迹

                            文广琬 

  先父文斐,字牧希,又名幼园,湖南醴陵人,1905年(光绪30年)留学日本东京铁道学校,学铁路工程,与焦达峰同学好友。1905年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交往较深,并与孙中山合影。回国后任湖南渌江中学监督、湖南铁路学堂教务长、《长沙日报》总理、湘路公司协理等职。经常以革命诏群众,与曾杰、龙疏绶等组织同盟会支部,任支部长。

  辛亥春初,同盟会在东京开会,决议三月举义广州。孙中山在海外策动,以黄兴负责实地指挥,胡汉民、赵伯先等协助,派潭人风等来湖南联络同志,先后开会于路边井(长沙市内街名)旅湘俱乐部及紫荆街福楼,到会者有军界刘文锦、陈新作,学办有文斐、曾杰等12人,当时推刘文锦负责军队责任,先父负责学界鼓吹责任,并密函焦达峰、杨靖康来省共商大计,决定运动军队,分三路进行。先父与焦达峰于醴陵、江西省萍乡县一带主持中路,后由于广州事败而暂止。

  当时清政府收铁路为国有,借四国(英、法、德、美)银行高利贷,清政府派端方为该路督办,激起川、粤、鄂、湘四省人士激烈反对。端方率军队入川,被其部下一位同盟会会员暗杀,四川总督赵尔丰困守成都,军民环集,秩序大乱。

  4月14日,湖南商、学界,如先父、龙璋、文经纬、曾杰等31人,借贾太傅祠为会址,以争路为名,实行革命工作,号召各界万余人,宣布清政府36条罪状,先父集众演讲,词甚激烈,人心皆为慷慨,各县闻讯,一致崛起,社会激昂,随时有促成革命暴发之可能。

  武昌起义时,先父同龙璋、吴作霖等去会清政府巡防统领黄忠浩,劝其反正,先父劝黄,只要他反正,革命党愿推他为总司令,黄忠浩不但不接受先父的好意,反而教训先父一顿,话不投机,就对黄说:“人各有志,不勉强。”便告辞离开。后集中同志数十人开会于长沙南城外寄园,响应武昌起义,会上推我先父赴醴陵,当时驻扎在醴陵署巡防统领赵春霆,通过先父等人努力做说服工作,赵立即起义归顺。后侦知,清政府一巡抚余格诚将新军四十九标、三营开驻岳州,五十标二、三营开驻宁乡、常德、茶陵、攸县,令各县军队负责守城,革命党人进这些县,即被捕杀戮,先父悲痛以告同志。

  10月22日晨,在长沙郊外的四十九标代表安定超跑至操场,发紧急集合哨,鸣枪三响,部下士兵齐集,分两路进城,陈作新领四十九标二营后队及五十一标一部分辎重马队由北门入,占领军械局,当时守北城是赵春霆部队,举枪敬礼,故不战而克。焦达峰指挥四十九标前、左右三队及工程队、大炮队入长沙小吴门,与陈作新会合,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乘马出逃,遂跟踪,追获毙于小吴门城上,同时戮巡防营务处总办王毓江、交牍申锡泰,长沙县知事沈瀛等四人,其他清官吏,非逃即降。

  次日开会,商议组织军政府,并选举都督,先父任临时主席,报告此次革命经过,说焦达峰是奉同盟会本部特派,来湘组织军政府,响应武汉,厥功甚伟,应推焦君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表决后,先父用红笔大书粘于壁上宣布,“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全场鼓掌,欢声雷动。

  时清政府一藩司黄以盘仍踞藩内,焦派王献前往劝降,中弹而死,焦愤极,下令拘铮,调炮营轰击,由于藩署前后有商店群众,恐波及群众,先父劝阻,派陈文伟、龙璋劝降,遂尽收其库储及时赋入册,当时有人提议搜杀满人群众,先父力持不可,故在城满族群众无一人受牵连。

  光复伊始,焦都以各机关职员品类庞杂,以内政由曾杰负责,外政由先父负责,授予全权,并组织参加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先父及曾杰,文经伟,粟戡时二十六人为参议员。当时巡营与新军不和,先父尽力调解,编新军为第一镇,由余钦翼领导;巡营为第二镇,由赵春霆领导。

  10月31日,营长梅鏊率部下数百人,突入都署,遂杀焦达峰,先父正部署军事,闻变躲于夹墙内,故免遭此劫难。后陈作新亦遭杀害。谭延闿遂出任都督,布告安民。焦、陈部下万人,汹复仇,声言放火屠城,谭令先父与曾杰维持大局。当时杰已去宁乡,焦、陈部署多为先父好友、同事,奔走各首领处,涕泣陈词,曰:焦、陈均是我同窗、同事好友,我何不悲伤,恨不得将恶徒万刀千铡,但见武汉濒危,持吾湘为后盾,若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非能慰焦、陈。众被说服,于是谭督礼葬焦、陈,抚恤遗族,造祠铸像,惩首恶,事遂寝。

  先父任第二镇参谋长、省长公署顾问时,与江西安抚使潘昉分途入江西省萍乡,安源矿工无饷,发电谭督拨款救济。

  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逆谋暴露。先父极力鼓吹声讨袁军,参加第二次革命,是主要骨干分子,被袁通缉,说先父与龙璋等为乱党六君子,通缉电云:“曰龙、曰凤、曰蟒、推文、推武、推周。”(是指龙璋、谭人风、唐蟒、文斐、蒋翔武、周霆霖等人)。先父再次出国避难于日本,在日本与孙中山交往甚密,当时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赠先父,上款文斐同志,下款孙文。解放后由弟弟文广珩保管,曾于1956年借给湖南省博物馆展览一年。

  先父在日本期间,与仇鳌、刘占藩组织政法学校,集同志百余人,在日本各地演讲,研讨救国方略。1915年,归里省亲,被捕入狱,直至袁败后获释。1917年刘占藩首义零陵县,先父与其谋,任粤汉铁路局长,运兵转饷,不辞辛劳。1927年任湖南永兴县长,正值共产党活动,故有密切联系,保全有关人员,因此受牵连而归故里。

  我家迁居醴陵故里后,先父与当地进步青年王名伟、文家驹等(当时都是地下党员)创办开明中学,校址位于醴陵泗汾镇(现为四中),兼任一个时期董事长,王任校长,文家驹任教导主任。我三姐文广莹(后留学美国)与嫂弟刘佛年(解放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均曾在开明中学任教,大力支持办学。

  国难当头,先父支持二哥文广璜投考黄埔军校,教育二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二哥黄埔十期毕业,曾任三七一团连长、营长、团副等职。1939年在战斗中牺牲,军长陶广护灵归里,葬于醴陵西山。

  先父于1943年卒于故里,荣葬于醴陵西山,当时程潜曾来悼念。2000年西山划为公园。政府在先父墓前树有“文物保护”碑,以免受损,以此教育后人,供后人悼念,先父墓不远处为左权墓。由于先父是辛亥老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政府按月发给我母亲抚恤金,直到母亲1993年去世为止。

  先父去世时,我还处于少年时代,对先父参加辛亥革命事迹知道甚浅,阅读有关资料后才了解一些,不过记得先父创造同仁医院点滴情景。当时先父见广大贫苦群众患病不能就医,就在家乡醴陵创设同仁医院(中医院),面向贫苦人民,收费低廉,贫苦人民可免费就医,医药兼施。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五官科,三层病房楼,病房前有花园,以供住院人休息,博得乡亲们的好评。记得在病房内住有两个贫苦病妇,她们对我说:“你父亲做好事积德,我们本无钱治病,你父亲知道后将我们邀来免费住院治疗。”她们直到病愈后才出院。后来,我家迁回醴陵农村老屋,每逢春节前,先父预先写若干张“米条”,有一斗米,两斗米不等,他到附近偏僻农村访贫,见贫苦农民,就给他一张“米条”,让他们春节前两三天到我家来凭条领米。使他们能过一个免于饥饿的年。我在过年前两天见到不少贫苦农民前来凭条领米,欢喜而归。这两件事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007/3/12 15:03:32 点击: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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