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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回忆先祖石瑛先生

                         石文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抹掉了某些记忆。然而,岁月走过必留下痕迹。有些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饱含着中华儿女的血与泪。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和我的家人除永远铭记惨遭杀戮的无辜同胞和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外,还深深怀念先祖石瑛先生,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曾经的贡献不可泯灭。

             
  
  石瑛(1879~1943),字蘅青,通山县燕厦乡人。1904年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专业。次年,结识孙中山。1921年,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同年,转为国民党员,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英国,研修采矿冶金,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校长。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后,历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1943年,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

  下面略选两件轶事,表达我和家人对先祖石瑛先生深深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一、为国为民,辞去南京市长

  石瑛辞去南京市市长一职是1935年3月,起因是不愿同汪精卫一样巴结日本人。当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一味采取对日妥协、媚日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石瑛是绝不买汪的账的。行政院每周开一次工作会议,每当讨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时,汪精卫必有妥协言辞。石瑛每次听到,必予以反驳。当时外国对一国首都之市长是很重视的,新任外交使节拜会已成世界通行惯例。石瑛深悉其理,故对外交官员的来访,按国际礼节接见,但惟独对日本使者例外,绝不接待。当时南京市经常进行防空演习,石瑛是主要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天,南京市正在进行防空演习,石瑛驱车到市区各处指导,不料在最繁华的新街口,碰到了他最不愿见的日本外交官须磨的车。须磨对石瑛说,他们正在找市长。一旁的翻译人员译给石瑛听,石瑛回答说:“这么忙,谁还有时间会客?!”说完,转而装着不知道面前的这位就是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须磨,恼脸训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防的什么空?不就是防备你日本人偷偷地来丢炸弹么?我们搞防空,你们还好意思在街上跑,真是无耻至极!”

  1935年3月,日本派《朝日新闻》访问团到南京,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石瑛:“明天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石瑛坚决地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说完“啪”地挂了电话,脸色冷漠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说完便写辞呈。汪精卫起用石瑛的初衷是为了给自己装点门面,可石瑛却如此不买他的账,总是与他的“亲日和善”唱反调。接到石瑛的辞职报告后,他提笔就批准了。

  4月2日,石瑛启程离宁,前往昆山避居,南京城内万人空巷,数不清的市民自发拥立在三条巷至下关火车站沿线,为石市长送行。

  二、心忧抗战,再任湖北省建设厅长

  石瑛去职以后,面对日寇步步紧逼,深感国家内忧外患严重,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只有举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7年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位中委一起重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重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提案;他还积极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国民党人士、共产党人筹备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积极投身到抗战之中去。

  1937年,抗战爆发,为赴国难,石瑛出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努力抢修公路,筹划指挥省府西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一部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拉开序幕。“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新的统一战线,共赴国难。

  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抵达武汉后,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积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广泛接触,联络爱国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1937年11月,董必武与他的老友——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石瑛商量,决定在鄂中应城县的汤池镇开办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开办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各地要求入学者越来越多。国民党顽固派对石瑛施压,特务头子质问石瑛:“汤池红了半边天,你知道不知道?”石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红了半边天有什么不好?何必大惊小怪。”后来国民党方面直接提出来要石瑛停办汤池训练班。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纠缠,董必武与石瑛商量,将第4期训练班的地点改在武昌,并同时在汤池开办“汤池临时学校”,以临时学校名义遮人耳目,实为“换汤不换药”。1938年4月中旬,汤池训练班第4期在武昌中正路(今解放路)120号开学,招收学员100多人。与此同时,汤池临时学校亦开始招生,不到一个月,招收学员80余人,办了两期。汤池训练班4期的学员共300余人,加上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300余学员,共计600余人。毕业的学员大多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各界抗日救亡团体,设立夜校教群众识字、唱革命歌曲,推销《新华日报》及进步书刊,并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地区的基层组织。学员们后来大多成为鄂中、鄂豫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如今,“汤池训练班”旧址已被列为孝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2年,汤池训练班及其他纪念性建筑被湖北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景点成为对青年进行抗日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每逢节假日,都有大批青少年成群结队到汤池参观学习,瞻仰旧址,缅怀先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一段需要铭记的历史。

  我们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这段历史,应当渗入我们的血脉,合成在我们的DNA中,成为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记忆;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

  今天的我,作为一名民革党员,深深地为先烈事迹所触动的同时,更要居安思危,饮水思源,牢记历史,努力工作,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用我们的双手建设中华美好的明天!


(2015/11/12 9:55:16 点击: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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