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鼎臣,字羡青,1913年出生在江苏东台,毕业于南京一中高师科。由于抗战爆发,父亲未能完成他的大学梦,没有和同学们一起西去重庆,而是回家乡开办了一所乡村学校。学校没有教材,父亲自己编写,我看过他的科普教材,原来父亲不仅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知识领域还十分宽泛和广博。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东台。当时,日本侵略者在邻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父亲所住村子的乡亲们很害怕,认为父亲是读书人,见过世面,于是就找父亲想一想办法,拯救全村村民。父亲苦思冥想后,就写了一个告示贴在村口,内容是不要触犯神灵,某某要人居住在此,日军不可进村骚扰。父亲写的这一份告示,竟然让有迷信思想的日军害怕了,在后来的所谓“清乡”“扫荡”时就绕过了父亲所住的村庄。几十年后,家乡人一直记得父亲的善举,称赞他临危不乱,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救了全村人。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南京,父亲相继在报社、教育部门工作。父亲和国内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样希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能顺应民意,集中力量搞建设,尽快修复战争创伤。可是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父亲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失望至极,反感至极。1947年元旦,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举办的迎新晚会上,国民党教育部门负责人要大家高呼国民党万岁时,生性刚直不阿的父亲却喊国民党三岁,全场顿时一片哗然。父亲不慌不忙,以鄙夷的口吻说,我看它也只有三岁了!说罢拂袖而去,因而被关三天禁闭。1947年,时任民革南京地下组织创始人孟士衡在时任民革中央常委王葆真的领导下,积极组织父亲等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五·二〇”爱国民主运动,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心的南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1948年6月,民革南京分会秘密成立,孟士衡担任主委,父亲与夏琫瑛等同志成为首批南京民革地下党员,并担任了民革南京分会委员。
1949年2月6日,时任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国民党宪兵队军官的吴士文在他位于光华门大光新村的家中召开由民革南京分会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商讨拟举行“京沪暴动”,扣押国民党军政要员,迎接解放军顺利过江。会议决定由吴士文和父亲负责,组织力量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和塔台。但不幸的是,计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民革南京地下组织骨干党员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夏琫瑛等相继被捕入狱,被关押在位于南京市羊皮巷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和保泰街的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警队等地,民革南京分会惨遭破坏。
这年元宵节的晚上,父亲正要外出,我闹着要他带我去夫子庙看花灯。父亲不肯,年幼的我说,你要是不带我去,警察会来抓你的,谁知道竟一语成谶。不一会儿,我听见了有人在门外喊父亲的名字,紧接着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抓走了父亲。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路哭喊着,追赶呼啸而去的警车,跑出很远……父亲被捕后,全家生活无依无靠,母亲带几个哥姐用手工卷烟机自制香烟,摆地摊卖烟勉强度日。后来,父亲在狱中写了数封家信回来,每次他在信中都会指出哥姐写给父亲信中的错别字,还告诫他们要用心读书,将来成为对民族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并勉励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要相信自己,努力向上,定能成功。”
南京解放前夕,父亲等被捕的民革党员被转押到上海黄浦警局。上海临近解放时,狱中的难友们都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了让日后查询及亲属辨认方便,大家在衬衣的口袋上写下自己的姓名与家庭住址。1949年5月9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判处民革南京分会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这三位民革党员死刑。当天,他们即在上海宋公园(今天的闸北公园)壮烈牺牲。王葆真虽也被判处死刑,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缓期执行。其他被捕的民革同志分别被判处15年至30年有期徒刑。虽然,民革南京分会策划的“京沪暴动”没有成功,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许多国民党当局的公教人员、军警人员,以及铁路、电厂等要害部门职工深受教育,相继在南京、上海等地开展了护厂、保路、反迁台等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些人还在斗争中加入了革命阵营,为南京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父亲和王葆真、夏琫瑛等民革前辈被营救出狱而重获新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分配到南京七中教书,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父亲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人和善,深受同事的欢迎和同学的敬重。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回原籍乡下参加劳动。尽管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父亲却始终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积极心态面对命运的考验,特别是他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选择无怨无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经过调查,为父亲平反,将父亲调回南京三中执教,并选为南京市白下区人大代表。父亲时年虽然已年近古稀,但他立志为国家和人民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在学校,父亲除了担任语文教学外,还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工作,亲自组织学生去安徽省小岗村参观学习,让学生切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发展成就。父亲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他培育出南京市语文单科状元等一批人才,《南京日报》曾以《名师出高徒》作了专题报道。作为一名民革党员,父亲积极参政履职、奉献民革,并被推荐为民革党员代表,赴京出席民革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当时,父亲以激动的心情在会场赋诗一首《题京西宾馆壁》,热情讴歌盛世中国。
2009年,在南京解放60周年前夕,我代表父亲将他在狱中书信及写着他的姓名、家庭住址的口袋布,捐赠给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该纪念馆负责人表示,有关民主党派参与南京解放的革命文物太稀有太珍贵了。如今,这些文物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珍藏展出。2012年,南京三中为父亲举办了盛大的百岁寿筵,并赠送了百寿匾额,引起了社会关注,当时有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位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
后来,父亲以百岁的高龄去世,南京三中领导在悼词中表示:“王老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他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他坚强乐观地走完了百年人生历程,用他的忠诚和不朽的业绩,在南京三中教育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回顾王老一生从教的感人事迹时,所有与他共事过的领导和教师无不被他的教育精神所感动,他是教育战线上当之无愧的楷模!在南京三中教育史册上前无古人,永远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民革组织也在追悼会上给予了父亲很高的评价!
在喜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6周年华诞前夕,我为父亲写了一首诗,同时也是我,作为一名民革党员对那些为迎接南京解放,创立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民革先烈们的深切缅怀吧!
百岁人生堪称奇,一世风雨一世情。
呕心沥血育桃李,犹见光彩照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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