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眼中的运河

大运河自开凿以来不断融入沿线民众生活，而这种日常的参与，则屡被录入文学。约略言之，“运河书写”的内涵或分三类：其一体现为某种外在“画面”，举凡对河道设施、航运条件及水上风情、码头景象、沿岸民俗等之描绘皆所囊括；其二指涉某种内在气韵，如作品人物性格乃至作家自身素养似都因水而生；其三表示一种创作机制，即以运河“化入”文本，借之呈现历史主义走向的宏大布局。“运河书写”的不拘一格或源于运河文化之多彩，而运河文化成因，一般认为与京杭运河在时空方面的品质有关。首先，地理上，一河跨多省，其沿线各处物质、精神生活，借之得以更加便捷的显露、传播、交互，似此功效或可用地域色彩的“展览馆”“培养皿”喻之。再者，多年来，运河以其水文、漕运等历史波动，记录并参与沿岸地带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等的长时段变迁，犹如时代记忆的“加工场”“存储器”。或许，正是运河空间层面的整体性与时间层面的历史感为其编织别样画卷打下了坚实基础。运河文化包括运河书写的繁复离不开运河自身特质，也牵涉与不同时期创作者的生存境遇。

启蒙时代：自我束缚的隐喻

“五四”前后约十年间，陈衡哲也即“莎菲”的大运河书写就颇具时代特征，其《运河与扬子江》问世后曾被多种教科书收录。通常，教材范文应以培养正确“三观”为己任。《运河与扬子江》明显对路，因为陈衡哲“借着扬子江与运河的问答，充分地说明了她的人生见解，很表示她的非常积极的态度。”作家早年孤身求学甚至远渡重洋，一路可谓披荆斩棘，据此经历认为人生态度有安命、造命之分。《运河与扬子江》即以寓言书其体悟。显然，扬子江凿山开路不惧“峭岩如壁，尖石如刀”，以奋斗为“生命的意义”，是为“造命”。运河安于被设定的前途，妄言“何苦奋斗”，当属“安命”。在追求“立人”者看来，所谓“安命”，直是盲从旧说，不晓自主。两相对比，高下立见。不过，运河仅因人工之“出身”，即被等同于甘受支配、丧失尊严的“快乐的奴隶”，如斯比拟，似不免牵强，但考虑时人尤其女性为个体争自由之曲折，作家攻其一点的借题发挥就仍不失一种片面的深刻。

国民革命后十年间，左翼学说渐执文坛牛耳，流波所及见于臧克家之《运河》。诗歌中，“我”见长河夕照，恍然思接千载，百姓开凿之艰辛、帝王泛舟之风流、流民暴动之血腥，无数悲喜一齐涌上心头。在对上述过往的描绘中，作家拾取当地有关运河之传说、史实与遗迹，通过想象连缀成图，给文学的运河画卷增添了历史与地域的文化色彩。铺叙运河古风，着眼点还在以史为鉴。然而，即便如此，外界依旧责其未能深入现实以致过于理想化。在激进者看来，面对不平也不鸣的被压迫者，诗人理应高歌斗争而非一味“坚忍”。譬如运河化身的老人，虽对“奴隶”充满理解之同情，却也只是静观待变，这般立场，至多乃革命的同情者或同路人。不过，无论如何，正因臧克家包括陈衡哲在新文学领域的自觉探索，运河方能超越物质实体的范畴，以不同精神意涵的形象示人，这背后“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等观念之流行、转换也略见一斑。

抗战年代：民族创伤的见证

抗战全面爆发后，各路作家协力御侮，文艺成救亡利器，以动员民众为旨归的运河书写自然涌现。1937年，正开展群众教育运动的马祖武、赵元任为激发国人民族热忱，合作编写歌曲《长城和运河》，其词将运河与“抵住敌兵，保护我民族的生命”的长城相提并论，使之成为中国不屈的另一标的。经作家想象、建构，运河不仅系泱泱中华之象征，也是侵略与反侵略的见证。战火笼罩下，运河畔厉兵秣马，李辉英、臧克家等先后予以描摹。1937年9月，李辉英至济南参加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10月编入剧团至鲁西参加救亡演出；12月又加入战地学生剧团，继续在运河两岸参与救亡。这段经历投射到中篇小说《北运河上》，就表现为由青年学生构成之政训队在抗日活动里的大放异彩。其中，为团结抗战，政训员大义凛然招安土匪，该情节被茅盾称许为抓住问题的关键之笔。“什么问题？就是：贪污政治与农村生活破产所造成的‘土匪’——这一民间的武力，如何引导到抗战的路上来。”“许多民间的武装组织，都是既有坚决的抗日的意志，但也有强烈的封建意识；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工作，因此是特别紧要，而且需要特种的工作方式的。这一点，《北运河上》即使未曾充分展开，至少已经提出来摆在抗战文艺的工作日常表上了。”凭此，“保有了作者一向的明快的风格”的《北运河上》就“应当受到较高的评价与广泛的注意”。

同以聊城抗战为题材，《北运河上》将焦点对准普通军民，成于1942年之“五千行英雄史诗”《古树的花朵》则用爱国将领为主角。先是，“七七事变”不久，臧克家自临清沿运河南撤，至聊城闻地方官范筑先誓死迎敌，不由心生敬佩。此后东奔西走，直到1941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纪念范筑先的许多文章，同时也看到了电影广告：《范筑先》，我的心一动”。其时，诗人已过了约“五年的前线生活，从心境上分，可以截成两段。第一段：心里充满了热情，幻想，和光明。这心境反映到诗上，显得粗糙，燥厉，虚浮，和廉价的乐观，热情不应许你沉深，洗炼。”“后一阶段，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些的是新的苦闷和郁抑。”“这个时期，回味体会了五年的战地经验，面对着眼前的世界，有时间给它们以较深沉的刻划。”趁此，诗人开始“无餍足的搜括着材料”，“回忆着，揣摩着”，“从搜集材料到完成，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功夫”。《古树的花朵》“是我平生最卖力气的一本东西”，所以“最卖力气”不光因“我的风格已经和从前有些不同了，这篇诗就是一个转捩点。”也在于“这个故事是有着伟大的历史的意义”。诗中，范筑先被塑造成“一个新型民族英雄的形象”，“他接近群众，领导群众，而目的在拯救他们，因为，他认清了时代，也认清了民众的力量。”这样的人物建构表明，此前持“个人的坚忍主义”的诗人终于用群众史观审视社会，“光明的，歌颂它；黑暗的，讽刺它，爱与憎，是与非，真理与罪恶，界限是分明的。”这种“新的意识，使你换一付新的眼睛，新的心情，用它们去观察，去感觉，觉得宇宙，人生，一切都同以前不同了”。从温和到激进，诗人立场转变与自家遭遇不无关系。“从抗战到如今”，“快乐少，苦痛多。在私人生活上，两次爱情的悲剧，使我根本推翻了爱情，家信不容易透过烽火的网，偶尔半年一年有封信千转万折的找到我，上面写着的话读了叫人断肠……十年的朋友，变成了仇人或路人，使我相信人世间只有‘同志’没有友情”。现实生活促诗人“左转”，却难消他对运河畔那片热土的爱。“这是一个金盆底，一片大平原，运河穿过它，有水却没有山”。“当它显现在我的梦中”，“叫出一缕亲切的感情”。这情感其来有自。早先，“我的曾祖父曾经在这个县分做过‘教谕’，我小的时候，曾祖母的口把它的一个神秘的影子送给了我。抗战前，我在张自忠将军的故乡——临清，教过三年书，临清和聊城是连着手臂的弟兄。”运河水乡承载家族记忆，情之所牵，也催生创作责任。

《古树的花朵》整体基调沉稳悲壮，这或与诗人对社会失望愤懑的心境有关。不过，即便苦闷，诗人仍对群众及依靠群众的将领寄予厚望。“这是鲜血开出来的第一朵胜利的花，我们要它开到运河两岸，开过黄河北岸，把整个鲁西北开遍。”值得庆幸的是，抵抗之花不仅开在鲁西北，随着奔流的运河，战斗号角亦在江南回响。同样作于1940年代初，莫洛的《渡运河》就讲述了苏北敌后的故事。温州诗人莫洛生于1916年，青少年时参与学运，1937年加入共产党后于家乡从事文化工作。1940年由组织安排，莫洛辗转到达苏南新四军根据地。同年底，又奉命北移，《渡运河》即写此行见闻感受。该诗计六百余行，以序曲开篇，正文按诗人行程顺序，由“奔向运河”“运河边上”“早安呵，运河”“渡运河”“离运河”五章组成，其中，第二、四章叙述尤详。作为乔装的军人，倘欲敌前渡河，首要避免暴露身份，为此，莫洛夜宿农家待村民协助过关。“运河边上”就讲述了接待“我”的老乡，如何在日军“密列的碉堡的监视下，在刺刀和枪火下”顽强的生活。“他们似乎早已失掉了 那些无聊而琐细的忧虑”“用生动的话句 用峻烈的嘲笑 描说着敌人的窘态。”战争状态下，村民的习以为常与敌人的紧张适成对比，“渡运河”即通过“我”在堤坝及河面上所见，细致展示日军威吓兼自保的各种手段。“运河的北岸 敌人用枷锁束缚着土地 无止地排演血的悲剧 而且在澄明的天空 飘展恐怖的旗帜”“在碉堡的窗口 闪现着覆戴钢帽的敌人 眼孔里 机关枪骄矜地 露出乌黑的枪口 像期待一个意外的命令 好及时地 将火花喷出 把灼红的铅粒 射穿进中国人的身躯”。日本军的暴戾恣睢与中国人的沉默冷对正乃诗歌所要呈现的核心内容，诗人在上述两章就以外向观察构建了相对客观的现场景象，其余三章则主要表达侵略激发的多重情感体验，这就关涉对运河象征性的描写。例如，序曲中，诗人想象里，“运河，整日以凄咽的声音，诉述着自己的故事”“她是怎样地，走上了历史的可悲的命运；…又怎样地，在敌人的凌辱下，呼吸窒秽的气息和吮啖赤红的腥血…”。悲戚之情在“奔向运河”一章延续，“运河，如今 却驮负着深重的悲哀 我是多么殷切地渴望着 去慰问那被辱的河水 去谛听她怨愤的呜咽啊…”接下来，诗人在“运河边上”受到鼓舞，随即，“早安呵，运河”便迎来情感转折。“我伸手在水里 试探河水的温凉 像抚摸少女的面颊 河水漾起波纹 张开娇美的感激的眼睛 她亲切地，嫣然地 笑了…”“离运河”之际，“我”满怀期待重新上路，运河同样也斗志昂扬。“运河 为新生的期望所蛊惑 为厉烈的暴风雨所蛊惑 于是 她站起 她歌唱 她大笑…由于灼热的希望的鼓舞 她伸出左手 她伸出右手 她用两手 挽住黄河和长江 勇武地 一同 奔回战争去…”从哀泣、愤怒到歌唱、大笑，运河所反映的诗人内在感受随两者空间距离变化而起伏。这些不同的心理状态又与敌我活动交错呈现，使得全诗各章即各有侧重又密切关联，进而达到夹叙夹议、浑然一体之效。

纵览《渡运河》《古树的花朵》《北运河上》，运河虽非作品主角，却都作为抒情对象穿插其中，或奠定叙事基调或推动情节发展。还需指出，因诉诸民众动员，三作处理运河形象时，不约而同淡化其曾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产物的一面，并凸显其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关联感。与此同时，作为流经南北大片国土的重要水道，书写运河还应意味着对其沿线城乡之人与事的表现。从这个角度出发，上述三则故事至少反映了运河不同区域在战时的动荡及其为回归日常之应对。再联系前述《运河与扬子江》及《运河》，可以看出，近二十年间，不同时段之作分别通过运河书写展示其时备受关注的大问题，继而就个人、民族该“怎么做”给出各自答案。此类由运河切入旨在回应社会重大变故的现代文学作品或以袁鹰作于1940年代内战期间的《运河叙事诗》及《小官庄上——运河叙事诗》为殿军。

解放时期：民心向背的表征

1920年代，袁鹰在运河畔度过童年，及长时或想起运河帆影。这段旧梦未尝不是以运河入诗的前缘，因为爱之深，更生关切，只是现实不容乐观。1945年后，袁鹰笔下社会阴霾持续积聚，《风雨》《何冰》《归来曲》等均反映了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惨淡世态。同样，《运河叙事诗》及《小官庄上——运河叙事诗》亦为展示农民困顿、控诉当局无道而作。比较来看，两诗均以运河苏北段沿岸乡村为故事发生地；就运河意象而言，前者以之预示人民战争的景象，“静静的运河缓缓的流”“有一天泛滥了，那该是谁也阻不了的洪流”。后者借之为起兴，“一天，风雨里，在一只运河线的小轮上，一个老者，颤抖地告诉我 一支悲惨的故事”；除此之外，形制上，两作皆长篇叙事诗，但前者分章节，后者以引子开头正文不分节；内容上，两诗都聚焦内战中的乡村乱象，但前者“兵分多路”，以“还乡”“参议会”“戒严”“村庄”“拉夫”“担子”“高粱”等数个章节，综合呈现地主“还乡团”把持基层政权进而拉夫、摊派祸害乡民的丑恶行径。后者则“一枝独秀”，单表村霸强征壮丁的罪行；风格上，两诗皆情感外露，不过，前者嘲讽戏谑，有如一组简洁生动的漫画，后者义愤填膺，直是一出情节连贯的惨剧。概言之，水乡生活令作家念念不忘运河，及至内战爆发，人民的困苦与出路更是其三复斯言的话题，昔日记忆与现今情怀叠加，就表现为两首“运河叙事诗”。

从陈衡哲到臧克家、李辉英再到莫洛、袁鹰，几位作家大都曾亲见甚至泛舟运河，他们在经验基础上精心建构，赋予运河不同象征意义，国民性、民族性、人民性等相继随波涌起扩散开来。当然，现代文学中的运河书写未尝都饱含深意。不过，以艺术创作探求、传播真理似乎更能体现新文学的某种特质。由此，那些融汇了知识青年对社会的省思和对未来的选择的运河故事或许也就更具代表性。而借助这些作品，不仅可想见喧腾南北的大运河及其沿岸人家，现代中国的表与里或亦能略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