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政府公共工程决策机制的几点建议

---

　　据有关调查统计，目前，中国政府的投资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0％左右，成为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之相配套的投资决策体系又大多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论证有时流于形式，责任划分亦有模糊，导致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时有发生。因此，完善政府公共工程的决策机制，避免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政府经济的损失，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完善政府公共工程决策机制的现实意义

　　1、有效化解投资风险。凡投资必有风险。特别是政府公共工程投资额大，涉及面广，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从宏观、社会、生态等方面综合考虑投资效益，其风险自然更大，而且投资风险又最终只能由国家承担，无法像私人投资那样有效地分散、转移。良好的投资方案是规避、控制风险的前提和关键。

　　2、遏制投资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干扰。当前，影响公共工程决策的非理性因素很多。一方面，某些部门热衷于搞“政绩工程”，有的搞项目投资弹性制，个别领导一经拍板，就可以轻易更改设计、扩大规模，使原有概算、预算成为空文，最终导致“决算超预算、预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决策中透明度不高，客观上也给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提供了土壤。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使许多投资盲目决策，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和效率损失。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显示，1958年至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投资项目的50％。其中政府公共工程投资占很大比例。

　　3、增强投资的经济带动力。在进行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决策时，合理界定政府和私人资本的投资范围。严格将政府公共工程限定在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上，避免政府投资的“越位”。同时，应对政府公共工程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和安排，以实现投资时序和效益的最优化。

　　二、完善政府公共工程决策机制的几点建议

　　1、项目论证中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不可行性论证”不是简单的向项目立项“泼冷水”，它与可行性研究是一物两面的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单一的可行性研究已经严重危害项目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坚持科学发展观，治理盲目投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必须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同时，推进不可行性的研究，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一方面，“不可行性论证”可以站在可行性研究的对面，从各个角度对项目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找出立项所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阐明存在的各种不可行因素，使决策者的思路和信息更加广阔、更全面，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不可行性研究又是可行性研究的有益补充，针对不可行性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避免可行性研究被乐观主义所蒙蔽，使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增强项目的规避风险的能力。

　　在政府公共工程投资决策过程中，不仅要按规定和要求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而且要安排或委托独立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投资咨询公司进行专门的“不可行性论证”，只有在结合二者的基础上，不断修正，不断完善，才能最终找到最佳途径。

　　2、引入公众听证程序。政府公共工程投资大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理应为社会和公众知晓，这不仅是投资决策民主、科学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特别是有些工程项目还因土地拆迁，环境污染等直接关系到一定居民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因此，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引入听证程序，充分吸收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既能使决策更加民主，减少盲目和失误，又能使决策在实施过程中顺乎民心，实施顺利。

　　3、建立决策责任制。以往在投资项目实施中出现问题，可以按行业标准和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但如果投资决策出现失误，虽然造成的损失，却无人承担责任。因此，要建立决策责任制，“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和责任”。一方面，要制定有关法律，对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追究责任。另一方面，要建立长远的、整体的和全面的政府公共工程投资考评体系，不断完善政府公共工程项目的绩效审计，使每一项政府公共工程项目的效益都能得到客观、科学的评价。

　　4、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公民及媒体对政府公共工程的监督权利。公民有权对事关公共利益的政策和举措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包括反对的意见，但这些权利需要具体的法规来实现。更根本的是要强化人大、政协的监督机制，充分挖掘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才汇集的优势，保障第三部门即社会团体、舆论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