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使我感动,给我安慰” ——兼读《莫砺锋书话(第二版)》

发布日期:[ 2022-05-09 ]   点击:[ 154 ] 作者:[ 徐 雁 ]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这十二个字,是《尚书·尧典》里记录下来的圣舜之语,据说是舜在任命夔为宫廷乐官时所做的艺术指示。此语流传后世,“言志”“永言”“依永”“和声”八字,遂为中国诗歌最古典的定义。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谓“诗言志”为中国古代诗评的源头语。



大抵自孔夫子授徒起始,“诗三百”便成为启蒙教育时段所必须掌握的“童子功”之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如《论语·阳货》所记述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因此,知名学者、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钱仓水先生在《诗歌:古老而又长青的名称》一文中说:“诗歌这一名称,到了孔子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类文学作品的习常称呼,在中国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象诗歌这样,早早约定俗成、早早普及流行的文体名称了。”(钱仓水《文学类名探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朱自清先生指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这时候早就不歌唱诗,只读诵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


尽管“诗无达诂,文无达诠”(董仲舒《春秋繁露》),但“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欧阳修《戏答圣俞持烛之句》)吟诗作诗,诵诗读诗,从来有无尽的内涵和无限的趣味。朱自清先生在导读《唐诗三百首》时指出:


有些人在生病的时候或烦恼的时候,拿过一本诗来翻读,偶尔也朗吟几首,便会觉得心上平静些,轻松些。这是一种消遣,但跟玩骨牌或纸牌等等不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运气。跟读笔记一类书也不同,那些书可以给人新的知识和趣味,但不直接调平情感。读小说在这些时候大概只注意在故事上,直接调平情感的效用不如诗。


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具备这些条件,读了心上容易平静轻松,也是当然。自来说,诗可以陶冶性情,这句话不错……读诗所欣赏的,便是诗里所表现的那些平静了的情感。假如是好诗,说的即使怎样可气可哀,我们还是不厌百回读的。(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见《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对于诵诗、读诗和写诗,可以陶冶性情、调平情感这一点,叶嘉莹女士也曾在其文学回忆录《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2017年版)里述说道:“中国诗歌最大的作用就是兴发感动。《周礼·春官》里说,教育小孩子一开始就是读诗,读诗的程序就是兴、道、讽、诵。兴就是先要使小孩子对于诗歌有一种兴发感动”;“我命运坎坷,饱经忧患……是古典诗词给了我谋生的工作能力,更是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的智慧,支持我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



莫砺锋先生在1949年4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84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被授予的第一位文学博士,长期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他在《诗歌是闹市中的精神绿洲》一文里明确指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诗是孤寂者的心声。人类本来害怕寂寞,可是他们又常常陷于寂寞的境地,于是就产生了诗。自古至今,请问哪一首好诗不是在孤寂的氛围中沉吟出来的?不必说阮籍的‘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不必说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也不必说苏东坡的‘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他们的孤独情怀自然只能在清幽孤寂的环境中,付诸喃喃自语。即使是必需两人共同参与的爱情,也很少看到正处热烈缠绵的过程中写就的动人情歌。相反,倒是那些吐露别后相思的伤心独白,更加恻然感人。”


因而,莫先生在其《莫砺锋书话(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序言里自陈道:


我爱上读诗的表面原因,是诗很耐读,好诗更是百读不厌。一册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就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霜晨月夕。还有,诗易于背诵……记不清有多少个风雨凄凄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诗,再细细地回味,几十首背下来,寂寞的长夜便熬过大半了。


我爱上读诗的深层原因,是诗歌使我感动,给我安慰。我通过读诗,先后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我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伟人,都是与我同样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中有同样的坎坷挫折,他们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当我读诗时,往往觉得诗人就是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就是为我而写的,那样的诗当然会感人肺腑。


为此,莫先生在其这部诗话集的众多选题中,特置“寂寞”“烦恼”“委屈”三种典型情绪,并各举唐、宋诗名作为例,予以分说。


如在“寂寞”一题中,除引述李商隐《嫦娥》、李清照《声声慢》、岳飞《小重山》、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及苏轼、陆游《卜算子》并予以品评外,还现身说法道:


最使我受到寂寞煎熬的,仍是长达十年的“插队”岁月。1968年秋天,命运突然把我抛到一个名叫赵浜的江南小村。1974年秋天,命运又突然把我抛到一个名叫汴河的淮北小镇。十年来劳动繁重,生活艰辛……多少个秋雨绵绵的黄昏,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赵浜对岸的竹树,直到一切都隐没在暮色之中。又有多少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我在汴河农具厂的宿舍里裹着棉被,望着一片黑暗发呆。寂寞就像那无边的夜色,吞没了整个的我,连同身体和灵魂。


此时此刻,我就默默地背诵苏轼的《卜算子》或李清照的《声声慢》,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举虽然不能完全驱散胸中的寂寞之感,但我既然听到了古人自伤寂寞的心声,便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寂寞的心态最有利于我们走近古代的诗人。


关于“委屈”,莫教授举以为例的典型作品,有左思《咏史》、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李商隐《贾生》、杜甫《咏怀古迹》、王安石《明妃曲》及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他指出:“世上最大的不公,莫过于清浊不分、贤愚倒置。世上最大的委屈,莫过于怀才不遇。”而“最容易产生怀才不遇之感的人,首推诗人。诗人都是自命不凡的,优秀的诗人又往往是穷愁潦倒的,这就催生了他们心中无穷无尽的不平之鸣”。他总结道:


对于古代的读者来说,“古来才命两相妨”是怀才不遇主题的男性版警句,“红颜胜人多薄命”则是其女性版警句,它们不知为多少委屈的心灵带来了安慰。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当然希望社会变得越来越公平,希望所有的人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希望大家从此忘却上述警句。然而在这些美好的愿望尚未实现的此刻,我仍想把它们郑重推荐给读者朋友。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送孟东野序》),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可见有着强烈身世不平和浓烈孤寂体验的文人,尤其是心灵倍加敏感的诗人,在清幽氛围里的吟哦作品,天然具有表达和抒发作者内心感动的功能,而有心的读者,则在诵读接受之中,亦可获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李贽《焚书·杂说》)的心理抚平功用。


莫先生在题为《烦恼》的这篇诗话中说:


人们如何对付烦恼呢?只要我们无法根除产生烦恼的原因,唯一的办法就是宣泄,即把心中的烦恼向人诉说……咏诗歌来倾诉心中的烦恼,不但可以自言自语,而且可以沉思默想,既很方便,又比较安全。


我们在诗词中与古人相遇,倾听他们诉说心中的烦恼,并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何况古代的诗人把烦恼抒发得那么淋漓尽致,把意境营构得那么优美隽永,他们完全有资格充当替我们宣泄烦恼的代言人。亲爱的读者,当你烦恼填胸,一时又没有知心朋友可以倾吐心事时,不妨去寻访古代的诗人。他们随时恭候,又非常耐心,你又何必独自忍受烦恼的侵袭呢?


为此,他举例推荐的诗作是阮籍《咏怀》、鲍照《拟行路难》、陈师道《绝句》、贺铸《青玉案》等。



其实,不仅仅是诵诗吟词,若要增广视野、拓展胸襟、建立抱负,多读好书,开卷求益,该是自古而然的必由之径。因而,莫教授在诗话中的《读书》一题,不得不读,且读后思悟。谨略引如下,分享给大家——


“我在农村‘插队’时的读书,倒有点接近陶渊明的境界。那年头正是‘读书无用论’流行的时候,岂止是‘无用’,简直是有害,因为报上成天都在念叨‘知识越多越反动’,谁不怕背上‘反动’的罪名呢?”


“只有在农闲时节,出工迟而收工早,每天都有点读书的时间。雨雪霏霏的日子更好,我可以读一整天的书……我读着心爱的书,暂时离开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也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


“我在十年的‘插队’生涯中,没有学到什么系统的知识,但杂乱无章的读书,仍然使我受益匪浅。我从书本中读到了不少道理,也得到了许多安慰。更重要的是,读书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尽管每天都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各种无耻的谎言,却始终不受其欺骗,我不相信眼前的形势真是‘到处莺歌燕舞’,不相信知识果真具有‘反动’的性质,也不相信那条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路线’真的会永世长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最初正是在赵浜的茅屋底下,读到了朱熹的这两句诗,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阻止人们读书,原来那股源源不断的注入人们心田的‘源头活水’就在书本中间。”


这一篇文字,写在十八年前的“十月一日”,正是媒体上欢声庆语逐浪高的日子。这是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莫教授度过的第55个“国庆日”,想不到的是,早在“赵浜的茅屋底下”,他就“不惑”啦。看来读书不仅能够唤醒慧根,更能炼就一双明辨是非、善恶、忠奸的慧眼呢。复读他的回忆录《浮生琐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遂得此段令人不胜感慨的真实史笔,可作读书既明理又增慧的印证:


“我与当年从北京、南京下乡的‘老知青’们聊天,听说他们当年真是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的,而且争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简直难以置信。而他们也不信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上山下乡’心怀不满。我和他们互相注视着对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异类。”(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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