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运泽传略
发布日期：[ 2005-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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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晓蕾
廖运泽（1902.6—1987.9），字汇川，安徽省寿县（今淮南市）人。1920年就读于安庆职业工读学校。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前，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1939年——1940年国共合作期间，任华南衡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总队长。1940年后任国民党第14师师长和骑兵第2军军长。1946年后，任国民党96军军长、陆军总部高参、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等职。1949年被迫出走香港，在港期间受中共华南分局地下党组织领导，与侯镜如一起，策动国民党318师起义。1953年廖运泽回到南京工作，加入民革。先后担任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委、主委；历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席，省人民代表、省人大副主任，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87年9月2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5岁。
童年人生
二十世纪初叶，已是穷途末路的清王朝，风雨飘摇，却更加暴露出了它的腐朽反动本质，丧心病狂地举起屠刀，镇压一切敢于反清起义的百姓。神州大地，哀鸿遍野。1902年6月13日，廖运泽降生在淮河之滨的安徽寿县廖家湾村（现属淮南市）一个充满强烈反清情绪的家庭里。父亲廖子宾，是同盟会会员。母亲谢氏，生下廖运泽和妹妹两人后亡故。
1904年，廖运泽父亲和同族几个读村塾的同学聚议：“今国已不国，我辈应以天下为己任，为国效力。”于是相约到安庆，考进了安徽武备学堂，不久又参加了乡人柏文蔚、常藩候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
1908年末，廖运泽的父亲和远房兄弟廖益箴等人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廖子宾和廖姓族人返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熊成基也避难到廖家湾村，躲藏在廖运泽家的一间牛棚里，棚里堆放了许多杂草以作伪装。那时，廖运泽只有五六岁，父亲就叫他每天给熊成基送饭、打洗脚水。廖运泽虽小小年纪，却非常乐意做这些事。他想：“躲在这里的人就是和父亲一样的好人。”一天，廖运泽去牛棚送早饭时，看到熊成基睡觉的地铺上有一条假辫子（当时，剪掉辫子的革命党人白天外出活动时就戴上假辫子以掩人耳目），他就象看见了一条毒蛇似的，竟然毫不犹豫地一把抓起来重重地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去踩它，嘴里不停地叫着：“踩死你这个坏东西……”熊成基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大声夸奖说：“好小子，有种，长大了一定有出息。”边说边拾起这根已踩扁了的假辫子，说：“别踩啦，我还要借用它一些时候呢。”熊成基在廖家躲了六、七天后，因为怕走漏风声，辗转去了日本。后来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被清政府杀害，时年只有20余岁。
1911年，廖运泽开始在村里读私塾。时值辛亥革命，许多省纷纷宣布独立。当时的廖运泽年仅8岁，但头脑中已清清楚楚印上了“孙中山”这个伟大的名字。每当有小伙伴问他孙中山是谁时，他总会竖起大拇指说：“孙中山是个大英雄。”孩子们也都纷纷嚷开了：“孙中山，大英雄；孙中山，大英雄。”安徽省是从寿县首先起事的，并组织了淮上军。廖运泽的父亲参加了农历9月15日攻打寿州府的武装起义，第二天黎明就光复了寿州府。这时的起义队伍已经扩大到20000多人，成立了“淮上革命军总司令部”。9月21日，起义军在安庆宣布安徽独立。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淮上军袁子金部被改编为北伐军第一军第四师第七旅，廖运泽的父亲在该旅任十三团副团长。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淮上军被镇压。廖运泽父亲逃亡上海避难后就解甲归田了。
艰难岁月
廖子宾离开新军返家后，仅靠20多亩薄田生活，自己又不会耕作，只能请些帮工耕作，勉强度日。那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兵灾战火持续不断，再加上淮河两岸连年洪水泛滥，连基本的吃用都无法维持，只得靠做些小买卖维持家用。开始是做豆腐，后来买小麦磨成面粉卖，赚点豆渣、麦麸勉强糊口。当廖运泽16岁高小毕业后，日益贫困的家庭生活逼得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劳动。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赶着瞎了一只眼的驴子在磨坊里推磨。白天不是到野外放驴子就是到镇上去赶集，有时还要挑着数十斤重的担子到离家30里的寿县城里去卖面粉。
自从倪嗣冲当了安徽都督后，更加穷凶极恶地迫害曾经参加起义的幸存者。到处“清乡”，杀人放火，廖家湾两次被焚。廖运泽的父亲被迫离家到上海避难，廖运泽亦随家人到亲戚家求生。一旦碰上倪嗣冲的队伍就被抓去当“官差”，常常挨打受骂，吃尽苦头。
家乡实在无法生存下去，廖运泽只得带了妹妹去上海找父亲。他父亲和安徽的革命党人一起住在法租界文德里23号，十几个人挤在两间小房子里艰难度日。
为了生活，少年的廖运泽常常到街上拾烟头，用手工重新制成香烟后上街卖。后来，经常接济难友生活的同盟会领导人柏文蔚去了国外，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不得已，廖运泽只得随父亲返回家乡，在废墟上搭了二间草屋，做些零星杂货买卖，勉强维持生计。这样的坎坷岁月，整整过了8年。
穷困潦倒的生活，磨炼了廖运泽的意志。古语云“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童年的启蒙，坎坷的少年人生之路，为廖运泽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半工半读
1920年春，廖运泽的父亲听说当时省会安庆有一所职业工读学校，上学不要交学费，就叫儿子去闯闯看，见见世面。廖运泽也认为老呆在家里不是个办法，决心离开家乡，只身去安庆闯世界。临走时，父亲东拼西凑，好不容易筹措了4块银元作为路费。一路上，廖运泽省吃俭用到了南京，口袋里的钱却连买船票也不够了。万般无奈，只得咬牙卖掉了随身携带的一床棉被，才凑够了去安庆的船票钱。
有志者事竟成。孤身一人的廖运泽到达举目无亲的安庆以后，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安庆职业工读学校。廖运泽在职校不仅刻苦攻读，而且关心时政，勤于思考。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安庆时，历尽坎坷、饱尝生活艰辛的廖运泽，立即成为学校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组织同学响应“五四”号召，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3年10月，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贿选当上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全国舆论大哗，安庆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曹”运动。作为安庆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廖运泽率安庆职业工读学校同学和其它大学的学生一起，扛着校旗和大幅标语，在黄家操场集会。柯庆施当时是安徽《建设日报》的记者、安庆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无情揭露了曹锟赌选的丑剧。当他讲到“在我们安庆就有两名参与赌选的猪仔议员”时，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愤，口号声响成一片。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抄了参议员何雯和张伯炎两人的家。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吓坏了北洋军阀统治者，安徽督军倪嗣冲急令抽调一个团到安庆来镇压学生运动。当柯庆施获悉通缉名单中有廖运泽的名字后，急忙告知廖运泽，要他赶快逃走。当时的廖运泽毫无思想准备，四顾茫然地问：“往哪里逃？”柯庆施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去！”“孙中山！”这个富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名字早已为廖运泽所深深崇敬。瞬那间，廖运泽意识到自己将要成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柯庆施的建议，作出了关系一生道路和命运的抉择。
考入黄埔军校
带着报考军校的介绍信和15块银元，廖运泽连夜离开了安庆。躺在船上，听着波浪冲激的哗哗声，廖运泽心潮澎湃，久久无法入眠。他想到故乡的淮河，想到它哺育的优秀儿女淮上军，想到横卧两岸的英烈尸骨……啊，孙中山先生，淮河人民已是两代跟随你闹革命，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此去黄埔，又该是怎样一番前景呢？
广州城内，到处贴有醒目的革命标语。“打倒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呈现一片“革命策源地”的热烈气氛，与军阀统管区真是天壤之别。廖运泽立即摆脱了旅途中的压抑恐惧感，融合到这自由、舒畅的氛围中。
通过考试，廖运泽榜上有名，欣喜若狂。1924年5月5日，他和被录取的同伴一起前往四面环水，风景秀丽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报到。廖运泽被编到第三队，与陈赓、杜聿明、李仙洲、侯镜如等同队，与陈赓等人同住一屋。每人发给两套军装、衬衣裤、两双布袜，草鞋。第一次穿上新军装，廖运泽容光焕发，意气昂扬，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军校生活。
聆听教诲
早在念私塾的时候，廖运泽就读过有关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生动故事。此次报考黄埔学校，在等待出榜的日子里，廖运泽去中山大学聆听了孙中山先生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他感到，自己原本朦胧的革命意识是多么幼稚，而此时对“革命”二字的真正含义才算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更使廖运泽终身难忘的，还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那次演讲。
参加典礼的除军校全体教职员工外，还有10多位苏联顾问，广州地方的党、政、商、学界代表，以及在广州军阀部队的总司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许崇智、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人。孙中山先生莅会发表了演讲。他以坚定的语调，明确指出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用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勉励大家“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还态度鲜明地宣布：“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孙中山先生的讲话简洁有力，充满激情。他在痛斥了陈炯明等的假革命之后，突然用手指着那几位身着军服，腰挂指挥刀，坐在主席台两侧的司令，以严肃的语调说：“他们都是来和我合伙做生意的。人家做生意赚钱要分，他们是不赚钱也要分。”一针见血道破了这些人表面上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与革命党同床异梦的本质，使得他们狼狈不堪。而与会的学生、工人们听了都点头称赞，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廖运泽从心底里佩服孙先生的远大眼光和宽阔胸怀。孙中山先生的殷切期望使他终身难忘，可惜孙中山先生有关指责军阀的讲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文件中删除了。
在革命摇篮里
黄埔军校当时号称“革命摇篮”,第一期的500多学生和以后各期陆续培养出来的数千人，都成了东征、北伐时的骨干，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其实黄埔一期从1924年5月5日入学到11月底毕业，受训时间不过7个月。
那时的军校生活紧张、严肃，也比较清苦，但军事训练都是“严”字当头。总队长邓演达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每天起床号音一响，就听见他的脚步声。学生们迅速起床，打好绑腿，集合出操。上厕所都得小跑步，吃饭只有10分钟。每天上午听课，下午军事训练，晚上自习。除星期天放假外，每天“三操两讲堂”，夜晚还要摸黑擦枪，熄灯就寝时腿痛得上不了床，浑身的骨头象散了架。刚入伍的头一个月，一部分学生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军校生活，不少人在背地里叫苦。邓演达为此专门向学员训了一次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入军校是来革命，不是来做官当老爷的。你们看看，现在东、西、北三江，哪一江不在炮声隆隆之下。你们如果认为苦，受不了，趁早另作打算。否则，勉强毕业出来也不管用。”这番话份量很重，震撼人心。大家听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叫苦了。
在军校里，尤其令廖运泽难忘的是政治部周恩来的谈话。当时周恩来经常利用晚自习时间找学员个别谈话，有两次找了廖运泽。周恩来亲切询问廖运泽的家庭、学习情况，问他为什么报考黄埔军校，能不能吃苦等等，热情诚恳，感人肺腑。
第一次东征
1924年11月，廖运泽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期学生总队当教育副官，总队长是严重。
当时，在广东境内，除滇、桂、粤等军阀部队外，还有陈炯明部几万人驻在东江一带，威胁革命大本营广州。不久，陈炯明在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援助和支持下，暗中与商团勾结，分三路向广州进犯。1925年2月，孙中山下令以黄埔学生军的两个教导团为主力，以第二期学员及第三期入伍生为总部警卫队，另有粤军等部参加，共约3000余人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
东征军的总指挥是许崇智，蒋介石是参谋长。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负责战时政治工作，参与指挥和领导。实际上，这次东征许崇智并没有随军出征，整个战役都是蒋介石、周恩来指挥的，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随军参与运筹。东征途中，廖运泽负责总部的警卫工作，保卫首长的安全。
2月12日，东征军首先进攻淡水，守敌是号称“勇敢善战”的陈炯明部洪兆麟师。东征军士气旺盛，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于15日一举攻克了淡水城，并把总指挥部设在城南门里的一个小学校内。下午4时许，官兵们正在开饭，敌军突然从城东一个山头上向指挥部猛烈射击。东征军二期学员初次临战，表现有些慌乱。蒋介石带领部分卫队，将指挥部转移到城外的一座小庙里。廖运泽作为卫队副官，几次劝说周恩来赶快出城。周恩来严肃而坚定地回答说：“我怎么能走！”一直等到卫队全部撤至指定地点后，周恩来才从容转移到新指挥所与蒋介石会合，继续指挥战斗，深夜时分将敌军击败。周恩来不仅临危不惧，而且对官兵关怀备至。部队行军，为首长备有军马，可周恩来总是把马匹让给体弱的学员驮枪支、弹药，自己随军步行。夜晚放哨，原规定两人一班，周恩来叫廖运泽向蒋介石汇报：“学员年轻，第一次打仗胆子小，布哨时放四人哨。”使全体官兵深受感动和鼓舞。
3月12日棉湖战斗，东征军遭到敌人3个师的阻击，双方血战两天三夜，战况极为惨烈。教导第一团以1000余兵力抵抗20000敌军的进攻，伤亡惨重，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由他率领总部卫队中的三个中队迅速前往增援。廖运泽随同卫队翻山越岭，一路小跑，来到阵地，立即投入战斗。不久，蒋介石抽调钱大钧率领的教导第二团也及时赶到，并力撕杀，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攻势，乘胜翻越猴子岭，追击溃逃之敌。
棉湖一战，东征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灭了陈炯明主力，大振了学生军声威。当时，学生军都系着西装领带似的红领巾，以至敌军官兵只要看到系红领带的就望风逃窜。
东征军占领兴宁后，才得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惊天噩耗传来，全军举哀，廖运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在他的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淮河的浪，黄埔的潮，一代又一代反清、反军阀，前赴后继，无一不是从孙中山先生那里汲取无尽的动力，找到革命的方向。廖运泽和其它东征官兵们化悲痛为力量，带上黑纱，又投入了追击敌人的紧张战斗。俗语说哀兵必胜，东征军悲壮的气势震慑了敌人，势如破竹，兵不血刃地光复了梅县、潮州，将陈炯明残余势力赶出了广东，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任职潮州、武汉分校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黄埔军校在潮州创办了分校。廖运泽被派到分校当第一队队长。1925年5月下旬，潮州分校因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而暂时停办。随即，廖运泽又被派往中原地区侦察北方军情。10月，第二次东征已胜利收复东江各地，潮州分校又恢复筹建。1926年1月，廖运泽到了潮州，正赶上正式上课，改任学员第三队队长。
潮州分校初为“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后随本校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何应钦为校长。在潮州分校的日子，发生了一件令廖运泽终生难忘的大事。
在黄埔一期上学时，廖运泽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中国国民党。到潮州分校后，教职员及学生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双方斗争日趋激烈，营垒日趋分明。当时，北伐军节节胜利。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廖运泽逐步认识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共产党才真心实意要打倒军阀，建立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政权，而并非为了一人一己之私利。为此，廖运泽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他找到黄埔一期同学、安徽同乡孙一中、曹渊谈了自己的要求和认识。当时，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在教导团当营长。经两人介绍，廖运泽于1926年6月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胜利进抵武汉以北长江沿线。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则设在南昌，实际形成了相对峙的左右派二个政权。此时，潮州分校学生毕业，分校停办。何应钦连发6次电报，令廖运泽将分校毕业生带到福州去。而叶挺部队的孙一中、许继慎等同学也从武汉来信，约廖运泽到武汉去。何去何从，均在一念之间。当廖运泽得知周恩来、邓演达、宋庆龄等人都在武汉时，毅然于1927年1月离开潮州经广州去武汉。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廖运泽到达武昌，谒见了邓演达。邓演达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刚刚成立，急需充实干部，邓演达派廖运泽到分校政治大队第四队当队长，徐向前当时任第一队队长。
武汉分校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传统，政治空气十分活跃，校内共产党势力和进步力量占优势。分校经常邀请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知名人士到校演讲。毛泽东、陈独秀、郭沫若、宋庆龄、瞿秋白、吴玉章、向忠发等，都先后应约到校演讲过。其中，给廖运泽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次。一次是1927年3月底陈独秀对政治大队师生的讲话。他无情指责蒋介石搞军事独裁，说 ：“过去是党指挥军队，现在变成军队指挥党了。”另一次是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到校演讲，题目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走一路，杀一路！》。严厉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言词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充分表达了革命党人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切齿痛恨。这些活动也对廖运泽坚定革命的信心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同年5月，由于部队急需充实左派力量，廖运泽被调到叶挺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当副团长。从此，廖运泽匆匆来到了北伐战争中以英勇善战而闻名的“铁军”。
痛击夏斗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发动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先继续北伐，再东征讨蒋。武汉仅留下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和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黄埔一期）2个团的兵力，组成卫戍司令部，叶挺任卫戌司令。
1927年5月17日下午，叶挺从铁路工人处获悉，鄂军夏斗寅率领4个团的兵力由咸宁上火车，准备在距武昌40余里的纸坊下车，向武汉发动突然袭击。叶挺当即亲自到七十二团团部，对团长许继慎和副团长廖运泽面授机宜，部署作战方案。许继慎、廖运泽马上紧急集合队伍，补充一些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弹药、装备，乘车火速开往纸坊车站。当晚7点多钟到达指定地点，先敌抢占车站两侧高地。同时，叶挺又急令七十五团驻防在铁路以西，布成互相呼应之势。
第2天拂晓，敌军向七十二团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七十二团兵力虽处劣势，但因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士气高昂，官兵英勇奋战，阵地巍然屹立。上午8点左右，叛军调遣兵力，迂回到七十二团阵地后方，并包围了团部。在这危急关头，团长许继慎问廖运泽怎么办，廖运泽毫不犹豫地说：“冲出去。”于是率警卫排向敌发起反冲锋，敌不知虚实，遂仓惶撤退。上午10点左右，廖运泽用电话向叶挺报告战况。叶挺在电话里果断地说：“敌人兵力强大，不把他们彻底打垮，它还要反扑。”命令七十二团立即跟踪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11时左右，廖运泽在追击敌军时左腿负伤，流血不止。五期同学许光达、廖运周、王刚等发现后，遂用门板将他抬下火线，送至纸坊车站。下午1时，许继慎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来，廖运泽、许继慎均被送往汉口医院治疗。
此次战斗空前激烈，叛军伤亡惨重，夏斗寅带残部狼狈败逃。这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大长了革命正气，打击了叛军的反革命气焰，保障了武汉地区的安全。平叛后，七十二团奉命直接开往南昌。
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中旬，廖运泽从汉口医院伤愈出院，来到南昌。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南昌，“请君饮茶，休谈国事”的标语充斥于茶楼酒肆之内。仍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的叶挺见到久别重逢的廖运泽平安归来，异常兴奋，当即授命廖运泽仍回七十二团代理团长，部队驻扎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里。
南昌起义前夕，廖运泽奉召到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参加了由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主持的两次重要会议。7月27日下午2时许，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周恩来对第十一军的团以上军官作起义动员报告。会上，他无情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可耻罪行，深刻分析了起义的可能性，阐述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7月31日下午3时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确定起义部署和行动计划。鉴于“宁汉合作”的影响，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叶挺、朱德等掌握的不足万人兵力。会议一致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敌军包围，如遇抵抗就用强攻将其消灭，然后宣布起义。廖运泽所率的第七十二团负责缴驻扎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的械。会议规定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时，起义口令是“成功”。起义官兵一律系上红领巾作为标志，灯号是用红纸在手电筒的玻璃罩上贴个“十”字。
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不料，因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8月1日凌晨2时左右，起义的号角吹响了。霎时间，全城枪声大作，冲杀之声不绝于耳。按照预定部署，廖运泽率领全团以“演习夜行军”的名义接近敌人驻地，突然夺取了卫兵的武器。以4个连的兵力冲进二十三团营房，以1个营的兵力冲进第二十四团的营房。当时正值炎夏，敌方官兵都在院子里铺席睡觉，身边没带武器，仓促应战，一片混乱，一阵高似一阵的冲杀声中，敌军吓破了胆，稀里糊涂就当了俘虏，很快被全部缴械。8月1日上午8时左右，城内枪声全部停止，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宣告成功。顿时，全城欢声雷动，锣鼓喧天。各界群众奔走相告，涌上街头，参加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标语。
起义的第二天，成立了以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25人为代表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出以共产党人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7人主席团。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和政纲，提出不妥协地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在军事上进行了整编。廖运泽率第七十二团和第七十一团奉命没收了银行库存钞票和银元，发给每团四、五千块，供起义部队军需之用。
“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以革命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旗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伟大征程。
辗转南下
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反动派。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缉拿组织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也调集大军准备进犯南昌。一时间，黑云压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决定自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主动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宁都等地南下，回师广东，重建南方革命根据地。廖运泽也率团于8月5日撤离南昌。
8月26日，当起义军的前卫部队到达会昌附近时，发现钱大钧的一部已占领会昌以北的前哨阵地，主力部署在会昌以北一带高地，企图据险阻击起义军南下。与此同时，还发现敌军2个师在起义军后面尾追，企图构成两面夹击态势。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决心先攻占当面敌人的主阵地，然后转入防御迎击尾追之敌，急令叶挺指挥第二十五师及第二十四师2个团向会昌作正面左翼进攻。
8月30日，战斗全面打响，叶挺亲临前沿指挥，决心背水一战，当日拿下会昌。他指挥炮兵用从奉军缴获的4门山炮，向敌人阵地猛烈轰击，掩护进攻部队由正面一举攻占了敌人的主要阵地。黄昏后，廖运泽率团和兄弟团配合，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各大山头，尔后用云梯强行攻入会昌城。未及休息，又全部到城北大山头布防，准备迎击敌军主力部队。次日上午11时，尾随而来的敌军向起义军发起攻击，强行攻下了北大山头。在叶挺亲自指挥下，廖运泽带领七十二、七十五团向北大山敌人阵地发起反冲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争夺战。战斗一直打到晚上8时以后，敌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起义部队在会昌休整了2天，9月4日，所有南下部队在瑞金会师。稍事休整后，继续由汀州、上杭到达三河坝地区。由朱德指挥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留驻三河坝，防敌尾追。总指挥部率贺龙第二十军的3个师和叶挺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等部经潮州继续西进，准备取道惠州攻取广州。不料，在海陆丰以北汤坑附近地区与广东陈济棠的部队和由广西调来的敌第十五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由于起义军在三河坝和潮汕2次分兵，此时兵力已不足6000人。加上长途行军作战，减员高达三分之一，且敌军不断增援，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因此，起义军在汤坑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战斗到最后，弹尽粮绝，通讯中断，有的营几乎全部拼光了。在战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部队在突围时被打散，廖运泽与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失掉了联系。从此以后，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廖运泽再也没有见过叶挺。
筹办寿县学兵团
汤坑失散后，廖运泽只身返回汕头，和另外几位被打散的战友一起，一路化装到了上海。
来到上海后，恰逢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柏文蔚受蒋介石排挤，被削掉兵权，改任北路宣慰使。柏文蔚心中不服，正在上海筹办一个学兵团，培养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扩充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柏文蔚是廖运泽父亲当年参加同盟会的介绍人，廖运泽靠着世交的关系，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取得了他的信任。柏文蔚要廖运泽替他物色办军事教育的人才，创办学兵团。廖运泽迅速与组织上联系，汇报请示帮助柏文蔚筹办学兵团的问题，得到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先后派人协助工作。192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学兵团在原寿县公学正式成立，招收了500多名学生，编为4个中队，下设区队。学兵团由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廖运周任教育副官。
学兵团成立后，中共中央特派员胡萍舟（即解放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胡允恭教授）亲临寿县帮助工作，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也派人前来联系，将学兵团的30多名共产党员组成中共学兵团党委，由孙一中任书记（孙后来还被推选为中共地下寿县县委委员）。并指示廖运泽等人，利用私人关系，投身敌军，伺机夺取武装，扩大革命力量。学兵团有500多条杂色步枪，但是没有子弹。廖运泽就暗中策划派人购买子弹，准备等学兵团结业时组织一次武装暴动，事成后把队伍拉到大别山苏区打游击。不料此事被察觉，柏文蔚派人通知廖运泽等人到军部，当面责问为什么要买子弹？廖运泽冠冕堂皇的回答：“为了实弹演习。”柏文蔚缓和一下口气说：“演习也不准多买子弹，一枝枪两颗子弹是上级规定的，否则惹起祸来，我麻烦，你们也麻烦，现在你们几人不能在那里呆了。”这以后，柏文蔚撤换了孙一中的团长职务，不久又风言要抓共产党，又走了一部分人。这样，武装暴动已无法实现。随后，廖运泽、廖运周、许光达等人也离开了学兵团。1个多月后，寿县学兵团便解散了。
离开学兵团后，廖运泽和许光达、廖运周回到家乡廖家湾村，发动了村里雇农暴动，并得到了中共寿县县委的同意。夏收暴动取得了胜利，雇农们欢天喜地，可是廖运泽等3人的身份也暴露了，国民党寿县县政府派出马队抓捕他们。无奈之下，他们3人只好离开廖家湾。廖运泽到了江苏无锡，在由原淮上军第一师改编的新五旅当营长。
红一军的联络组
1928年以后，廖运泽由新五旅调暂编第二旅第二团任副团长。在土地革命的10年间，廖运泽先后任过独立第四十旅及九十五师的团长，补充旅旅长等职。他始终遵循一条原则，即“身在曹营”，却不愿为蒋介石“斩颜良、诛文丑”。虽然在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但绝不做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事，尤其不愿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930年，廖运泽在四十旅当团长，驻军霍邱、金寨一带。他设法与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取得了联系。许继慎派李坦（寿县人，黄埔四期生，寿县学兵团区队长）带了张有余、程西俭、张威武等3个情报员住到廖运泽的团部里，专事收集情报。廖运泽委任他们为团部副官作掩护，并给了他们空白通行证、国民党军制服、口号、番号等，以便于他们活动。当时红一军还有位陈参谋也经常来往于两军之间传递情报。1930年底，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紧密配合，派出2个师的兵力对大别山“清剿”。廖运泽及时将这一重要情报告诉了陈参谋，并建议他们占领霍山、六安，以扩大根据地。许继慎军长得到情报后，亲率红一军抢先到达苏家埠，趁国民党军队立脚未稳之际发起进攻，接连攻克苏家埠、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等地。皖西地区大部分被红一军收复，红一军也由3000多人扩大至20000人，军事实力大增，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
当时，廖运泽所率团驻地离红军防区只有几十里，虽属两军对垒，却从未交过火。红军当时身处交通闭塞的深山老林，枪弹不足，缺医少药，条件十分艰苦。廖运泽每每思及与其中许多同志的黄埔同学之谊，同一战壕时的战友之情，所怀渴望国泰国民安的共同愿望，不禁忧思如焚，寝食不安。他经常不计安危地供给红军枪械、药品，护送来往人员，尽其所能地为革命事业尽一份力。
南岳游干班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初，廖运泽调任二十一师副师长，转战于鲁、豫等省，先后参加了台儿庄会战。1939春，廖运泽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从湘北抗日前线调到湖南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主张。鉴于国民党军队不善于在敌后打游击，遂决定在衡山举办游击训练班，邀请中共派人教授游击战术。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影响，团结国民党继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代表团共同筹办。游干班的主要负责人，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的。开始由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后来改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陈大庆为总队长，廖运泽为副总队长。实际由汤恩伯、叶剑英两人负责。
第一期游干班于1939年2月25日开学，训练时间为4个月，学员共1000余人，共编为8个队。游干班的教学内容包括：游击战术、游击爆破、游击情报、民众运动、游击政工等军事、政治课程和野外演习。这些课目均由中共派来的人担任教官，叶剑英有时也亲自上游击战术课和政治课，每次讲课都吸引了很多的听众，连一些驻防在附近的国民党将领也慕名前来听讲，以致有时课堂容纳不下，只好移到广场上去上课。有一次，叶剑英在讲课中提出“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断，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次，汤恩伯问叶剑英：“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你们？”叶剑英很风趣地说：“你们只有在沙漠地带能同我们打，在有群众的地方你们就不能与我们打。”这席话对廖运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因为工作关系，廖运泽常去叶剑英住处。每次去时，叶剑英同志都热情接待，与他谈心，申明大义，阐述爱国抗日的道理。深受感动的廖运泽，决心尽力多帮助他们做点工作。在那段时间里，廖运泽大部分晚上和节假日，都跟随叶剑英去衡山地区开展民众工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次战地演习回来路过衡阳，正值农历春节，叶剑英同志一再嘱咐廖运泽，要好好为师生们准备过年的酒菜，让大家痛快地过个年。除夕晚上，国民党籍的师生都纷纷外出游乐，有的甚至整夜不归，而叶剑英同志所带的共产党员干部无一外出。感动之余，廖运泽用自己的钱买了几包糕点、茶食等拿到旅馆里，和他们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
1939年5月底，第一期学员结业后，汤恩伯回第三十一集团军，叶剑英经桂林去重庆，廖运泽也奉调返回湘北抗日前线，任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副师长。
驻防皖北
1939年秋，第二十一师奉命随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由湖北前线调往皖北。途径河南确山一带时，恰逢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而闻名于世的鄂西会战开始，遂临时归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指挥参加了这次会战。会战结束后，廖运泽1941年春才到达皖北阜阳地区，划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区总指挥汤恩伯统辖。
第九十二军当时的部署是，以第二十一师侯镜如部和第一四二师傅立平部为第一线，在津浦路以西，涡阳、蒙城一带沿涡河南岸布防，军部驻阜阳附近。涡河以北，既是日伪敌占区，也是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的游击区，其根据地在津浦路以东灵壁、五河、泗县一带。因而在皖北战场上，敌、我、友三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
第九十二军到达皖北后，廖运泽晋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奉命以主力在太和附近沿淝河南岸布防，以一个团任阜阳城防。阜阳系皖北重镇，为维持后方治安，李仙洲委任廖运泽兼任阜阳警备司令。在这期间，廖运泽为进一步稳定该地区形势，着手做了几件颇得人心的事情。
当时军统、中统特务依仗后台硬，在阜阳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廖运泽对此深感痛恨。有一次，一伙军统特务在戏院里闹事，当警备司令部纠察队出面制止时，他们竟然蛮横地在戏院门口架上机枪对抗。廖运泽随即指示纠察队坚决执行勤务，绝不让他们逞凶。闹事的特务看廖运泽态度强硬，只得收起武器，灰溜溜地走了。军统阜阳调查室主任武鸣轩（黄埔六期生）也不得不“向老学长表示歉意”。从此以后，特务的行动才有所收敛，使阜阳的百姓得到了一点安宁，治安得到了一些保障。
阜阳有个拥有2000多亩土地的恶霸李连诺，一贯欺压良民，俨然以土皇帝自居。佃户到他家拜年，只能在院子里磕头。该恶霸一贯吸毒贩毒，甘当汉奸，破坏抗日，实属罪大恶极。警备司令部查清情况后逮捕了他，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耍刁弄奸地扬言“抽大烟犯不了死罪”、“把我抓起来不过是想敲竹杠，花上个千儿八百的就完了”等。廖运泽顶住各种压力，下令立即枪决，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多数百姓拍手称快，认为是“为民除害”。当然，也有人骂廖运泽不按法律办事，是“军阀作风”。
皖北地瘠民贫，黄河决口后，灾民遍野。土匪盗贼四起，百姓客商遭殃，部队多次追剿，均未奏效。后来，廖运泽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从经过管训愿意改恶从善的土匪中挑选了几十人，每人发一支手枪，一辆自行车，身穿便衣，编成“快速纵队”，发现匪情及时出动。由于这些人深知土匪内情，地形熟悉，行动敏捷，清剿很有成效，在较短时间内就使防区内匪盗大为减少。
1942年春，廖运泽率暂编第十四师驻防豫东周家口一带。当时正值豫东、皖北发生大水灾，周家口附近饿殍载道，惨不忍睹。为赈济灾民，廖运泽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提出将库存的、由吃“空缺”积余下来的10万余斤粮食拿出救灾，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决定在镇北设立赈济站，由全师排以上单位每天九时半，下行三时半在驻地负责煮粥供应，按人施粥，赈济灾民。此举救活了数千灾民。
阜阳保卫战
1943年，廖运泽被任命为骑二军军长，进驻皖北。与日军多次作战，有力反击了日寇的多次扫荡，阜阳城始终未落敌手。
1944年4月下旬，据深入敌后侦察的参谋报告：“连日来发现敌人从徐州等地调集兵力，正在寿县、正阳关地区集结。”军司令部综合判断，认为当面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由颖上指向阜阳，即将发起进攻。廖运泽乃当机立断，立即改变部署，放弃涡河防线，集中主力于阜阳附近地区，全力保卫阜阳。
5月初，在兵力部署刚刚变更3天之后，日军10000余人果然在空军掩护下，由寿县、正阳关向颖上前沿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打响后，在前沿阵地的军特务团按计划边战边退，每撤离一个地方就将电线杆砍倒，不给敌人利用。日寇误以为廖军败退，骄狂至极，以其担任左翼掩护的骑兵部队长驱直入，尾追廖军。廖运泽一看敌军侧翼暴露，出击时机已到，立即下令骑八师全部出动，给孤军深入的敌人迎头痛击。骑八师是青海军队中的一支劲旅，全师5000余人，久经沙场，每人配有一骑、一枪、一刀，官兵性格强悍，擅长马上冲杀，作战勇猛，颇有中世纪蒙古骑兵的遗风。而日本骑兵的惯例，是下马战斗。廖运泽针对此状况，在电话中指示骑八师，要乘敌人下马之际发起攻击，来个货真价实的“下马威”。当骑八师在颖上境内的十八里铺附近与日军前哨部队遭遇时，乘敌下马尚未集结之时，旋风般地冲向敌阵，居高临下马踏刀砍，200余日骑兵来不及还击就成了刀下之鬼。死里逃生者仅20余骑，而骑八师几乎没有伤亡。敌人的大炮是用马驮的，遭袭后，马匹被击毙，火炮只能靠人拉着走，狼狈不堪。
气疯了的日寇立即组织反扑，在3架飞机和数门大炮的掩护下，向廖运泽所率军队发动猛烈进攻。前锋部队且战且退，与敌周旋。日军害怕重遭骑八师袭击，就加强了左右两翼兵力。这时驻守在阵地右翼的阜阳县三个自卫中队贪生怕死，在中队长带领下临阵逃脱，以至廖军右翼空虚，日军乘机集中兵力包围骑八师，疯狂进行报复。骑八师毫不威惧，组织力量反复冲杀，战斗十分激烈。廖运泽急令已撤到阜阳尤家花园的军特务团火速回师参战，又令作为军预备队的一个团紧急驰援。日军兵力被分散，骑八师从左翼突破包围撤出阵地。这场厮杀，骑八师伤亡不少。敌军欺廖运泽既无空军，又没有防空武器，肆无忌惮地进行低空扫射，狂轰滥炸。愤怒至极的战士端起机枪，对空还击，1架低空飞行的敌机油箱被打中起火，坠毁在中岗村附近。日机6名机组人员跳伞后企图负隅顽抗，被包围的军民全部击毙。由于广大官兵的浴血抵抗，激战五天，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日军才推进到距阜阳10余里的地方。此时，阜阳军民和调集来的各路援军早已严阵以待，准备在阜阳城下和日军决一死战。为严肃军纪，廖运泽一方面命令将3个临阵脱逃的自卫队队长就地正法。另一方面，对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骑八师进行表彰。当廖运泽来到骑八师，面对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的全师官兵，面对老泪纵横的马师长，廖运泽也止不住潸然泪下。他勉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誓和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为阵亡将士报仇，并传令全军学习骑八师，奋勇杀敌。
正当阜阳守军严阵以待，准备与敌展开主力决战之际，敌人突然向后撤退。廖运泽当即令骑马八师和军特务团乘胜追击，收复颖上县城、正阳关等地，敌人只好舍弃皖北向寿县方向逃窜。
在这次作战中，军民关系处理较好。战前，廖运泽和当地专员、县长们商量，动员城内市民向农村疏散，免遭敌机轰炸。将带不走的财物妥为安置，门上贴上封条。只要阜阳不失守，保证做到“原封不动”。同时严令城防部队，昼夜巡逻，防止坏人趁火打劫。战斗结束后，市民陆续回到家中，发现封条未动，财产未受损失，都感到喜出望外，盛赞廖军长治军有方。
阜阳保卫战的胜利，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频频发动攻势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迫使日军龟缩在津浦一线的据点里，无力对皖北、皖西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此，皖北驻军变被动为主动，伺机打击敌人。在平汉线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阜阳保卫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心，增强了民众抗日信心。当时各报均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报导了这一胜利消息。
去意彷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廖运泽奉命急驰徐州受降，刚刚接受了日军第四十二军团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蒋介石又电令廖部由徐州星夜兼程北上，限1946年元旦前到达济南受降。部队经过解放区时，廖运泽采取回避的办法，未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战斗。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如期赶到济南，旋即将骑二军的番号改为第九十六军。
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后，廖运泽曾去南京参加过国防部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当他得悉蒋介石表面上与共产党维持“和谈”，实际上正调兵遣将，准备以鲁南为重点，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已如箭在弦上时，不禁忧心如焚。经过8年艰苦抗战，军民都渴望休养生息，而蒋介石却违背人民意愿，依靠美帝积极策划内战，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此时的廖运泽预感到内战前途不容乐观，何去何从？他陷入了痛苦的思考和抉择中。
国共“双十协定”签定后，1946年3月，军调处执行部三方代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由北平飞抵济南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廖运泽等人到机场迎接。当廖运泽看到自南昌起义后阔别多年的老首长周恩来出现在飞机旋梯上的时候，不禁激动万分。始终微笑着的周恩来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官员见面。当他走到廖运泽面前，廖运泽激动地刚喊出“周主任”时，周恩来便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询问廖运泽在何部队供职，还特地介绍他和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见面，这时的廖运泽真是百感交集，感愧交加。廖运泽意识到如今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再也不能犹豫不定了。
最初廖运泽曾想在济南伺机起义，但当时他所指挥的第九十六军内部异常复杂，加上国民党大军云集济南，若想起义也只能是孤掌难鸣。眼看内战在即，廖运泽为不违背不与共产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初衷，以“戎马多年，身体不支”为由提出辞职。当时正值何应钦、顾祝同到济南视察，他们一再要求廖运泽“为戡乱建国效忠”、“勿负委座的厚望”，劝廖运泽不要萌生退意，但廖运泽一再委婉陈述个人苦衷。1946年秋天，当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政府终于批准了廖运泽的辞职，并“顺水推舟”给他挂了个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的空头衔，回南京离职养病。
离开济南后，廖运泽回到南京玄武湖畔百子亭十七号闲住了2年，过着逍遥自在而又彷徨苦闷的生活。
这2年，内战烽火日益蔓延，国民党在其发起的内战中自食苦果：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全面崩溃，难以苦撑；战场上成师、成军，甚至整个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军事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政治上众叛亲离，已不可救药，达官贵人纷纷计议出国、去台湾，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廖运泽虽然挂了个陆军总司令部高参的头衔，但他既不愿出国，也不想去台湾，更不愿坐等解放而愧对当年的老首长和战友。
廖运泽每天除了早晚到公园散步、读书、看报之外，主要是在麻将桌上消磨岁月。黄埔一期同学陈大庆、王仲廉都成了他的牌友。陈大庆一度被汤恩伯撤职，王仲廉当时不被重用，都不免牢骚满腹。真可谓，麻将桌上高论国家兴衰之大事，方城战里犹唱战场风云之输赢。
再度出山
廖运泽在南京赋闲2年，目的是为了反对内战，并非看破“红尘”。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曾当过安徽省主席，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同乡吴忠信又促他再度出山。并说：“如果你愿意出山，我可以去找总统。”当时廖运泽考虑国民党败局已定，如能掌握一部分兵权，伺机起义，于国于民都有好处。鉴此，廖运泽同意了吴忠俭的意见。后来，吴忠信果然去找了蒋介石。蒋介石批示廖运泽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委任廖运泽为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廖运泽又推荐廖运升为纵队副司令。上任后，廖运泽在正阳关设立第八绥靖区颍上指挥所，直属陆军参谋总部，由廖运泽兼指挥所主任，独挡一面负责维持皖北后方的治安。
在此期间，廖运泽与中共地下党进行了接触，并向涡北一带中共地方武装部队提供过通讯器材和物资。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敌工部朱怀明到寿县，在正阳关附近的一座旧炮楼里和廖运升见了面，协商第一纵队在皖北就地起义支援解放军过江的事宜，朱怀明即回华野请示此事。为了便于起义时和解放军部队进行联系，廖运泽还特地架设了一部电台。结果未能等到朱怀明请示回来，第一纵队就奉命被迫离开皖北。
解放前夕，淮南矿区有九龙岗、大通两座煤矿，还有一个发电厂，当时属刘汝明部队的防区。国民党南撤时，命令刘汝明在撤离前将煤矿炸毁。廖运泽考虑到煤矿一旦被毁，对国计民生损失过于严重，但又不能直接干预此事。于是就在南撤之前以颖上指挥所名义委任矿上一位工程师为第一纵队副司令，把原来的矿警队编为第一纵队独立团。矿警队有枪支，只需把库存剩余的1000多套军装发给他们。这样，煤矿就属第一纵队管辖，刘汝明部就难于下手了。因此煤矿和电厂也就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直到淮南解放。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廖运泽奉命率第一纵队南撤。部队到达芜湖时，第一纵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廖运 任师长，由芜湖开往杭州。到杭州后又被改编为第一一0师。廖运泽改任衢州编练指挥部中将副司令。
这期间，廖运泽通过开明人士，与华东野战军有过联系。并与多年密友、第二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彻夜长谈。二人回顾20多年戎马生涯，感慨万端。谈及前途，一致决心率部起义。为保持联系，廖运泽还派人携带电台到徽州找侯镜如，相约“互道声息，互相配合，相机起义”。
二次通缉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政府滞留广州。廖运泽从杭州离开部队去广州，打算向国防部要求给第一一O师补充一点武器装备，然后回来率部相机起义。
他携家眷到达广州后，刚在一家旅馆住下，突然从当天的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自己的消息，并附有照片。廖运泽立即离开旅馆，到亲戚家里躲藏起来。第2天早晨，在夫人谭菊花的内侄女婿、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周云繁帮助下，廖运泽脱下了佩有国民党中将衔的军装，换上便衣，搭上了去香港的班机，脱离了险境。
廖运泽被国防部通缉是“事出有因”的。首先是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和酝酿起义的行动已被国民党当局察觉，在南京时汤恩伯就曾当面警告过他，并撤去了军长职务；其次是缘于二廖的先后起义。廖运泽与廖运 、廖运周是远房的堂兄弟，三人从小在一个村里上学，都是黄埔学生（廖运 是四期，廖运周是五期），都担任过师长以上的军职。因此，同乡中有人称他们为“廖氏三兄弟”。廖运周是中共地下党员，任八十五军第一一O师师长。1948年12月27日，在淮海战役双堆集黄维兵团准备突围时率部起义。1949年5月4日廖运 又率部在浙江义乌起义。国民党国防部为稳定军心，立即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廖运泽的通辑令。
这是廖运泽一生中第二次遭到通缉。北洋军阀的通缉使他投奔黄埔，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国民党的通缉使他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开始了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崭新生活。
廖运泽逃亡到香港后，侯镜如也随后到达，并与香港中共组织接上了关系。二人朝夕相处，共同回顾20多年走过的曲折道路，明确了中国的前途所在。决心顺应历史潮流，重新踏上革命征途，为促进祖国全面解放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那时的香港，聚集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多数是既不愿留在大陆也不想去台湾的人士。他们犹豫、彷徨、哀叹前途莫测。国民党政府从台湾派了不少人到香港极力做这部分人的工作，煽动他们去台湾。有人曾力劝廖运泽和侯镜如去台湾，表示一定能得到蒋介石的体谅，受到重用。结果都被他们拒绝了。廖运泽他们在中共华南局和社会部领导下，利用老同学、老同事的关系和他们进行接触，真诚相待，谈出路，谈前途，谈中共的统战政策，通过私人间出自肺腑的交谈，消除他们的顾虑。少数已去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曾亲自或派家属和他们联系，表示了待机投向祖国的意愿。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和他们交流情况，磋商工作。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廖运泽他们还曾对国民党在四川及海南岛的军队，作过策动起义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和海南岛创造了条件。
投入新中国怀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到香港，廖运泽欣喜若狂。他立即请示中共组织，打算把家属先送回内地，以便集中精力更好工作，为解放台湾作贡献。共产党满足了他的要求，专程派人到香港把他的家眷接回来，护送回到南京家中。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台湾海峡形势的变化，促使廖运泽他们在香港的任务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廖运泽向往回归祖国大陆的心情更加迫切。为此，他和侯镜如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国工作，很快就得到了答复。1952年夏天，廖运泽启程离港，投入新中国怀抱，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1953年，廖运泽回到南京，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组织上安排他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参事室参事。1953年，廖运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后被选为民革江苏省委员会第一、二届副主委。1955年江苏省政协会议召开，廖运泽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
作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旧军人，旧知识分子，必然带有各式各样的旧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与客观实际不相适应。廖运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加强政治学习，深入实际生活，努力使自己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拿起陌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等书，廖运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历史。接受和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和评价历史人物，进一步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为自己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候作出正确的抉择而深感庆幸。
他深入火热的实践去体验生活。1956年4月，廖运泽到盐城县东方红、灯塔两个农业社参加了历时42天的实际工作，对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农民生活以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了感性的认识。正如他自己所说：“42天农村生活，等于进了一次短期政治大学，既有助于改造思想，又治疗了疾病，并且返老还童，恢复了青春。”他还与政协其他委员一起到各地参观考察，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使廖运泽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1964年，廖运泽随各界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和企业“五反”运动。在企业，他们听取职工群众的回忆介绍，参加会议，向老工人访问座谈，参观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活生生的现实，让他们了解到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与紧迫。为推动“三个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廖运泽又去盐城，考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6年7月，省暨南京市政协成立了促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廖运泽担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在随后的几届政协中，他也一直担任对台工作组的负责人。他一如既往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竭尽全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阐明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现身说法，打消在台人员的顾虑。他诚恳地说：“中国共产党做事是讲到做到的，决不会有丝毫的虚假，这一点我是过来人，我的体会是最深的。当我以行动来投靠人民的时候，我对共产党的政策是认识不足的，是有怀疑的。但是这几年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了我过去对共产党政策的怀疑是多余的，并且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过去在旧社会不是也做了不少不利于人民的事吗？党不仅不究既往，而且给了我充分的信任，给我很高的政治待遇和适合于我所能做的工作安排。弃暗投明，回头是岸，我的经历就是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榜样。”敦促在台人员明辨是非，为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在廖运泽的领导下，政协对台宣传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每年都要组织对台宣传稿上百篇，内容主要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通过具体事实，从各个不同角度，集中宣传祖国建设的成就、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生动反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精神面貌，以及人民安定生活和社会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思想感情上激发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加深他们对大陆的向往之情。廖运泽亲自撰文宣传：“台湾是我们神圣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则是我们争取的；而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台湾最后必然归还祖国，这是肯定的。”
1958年美国进行军事挑衅，制造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廖运泽代表省政协立即召开省和南京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会议，一致拥护周总理、陈毅外长的声明，坚决支持解放台、澎、金、马斗争。为配合对台湾地区的斗争，进行关于解放台湾方针政策的教育，进一步推动与加强对台宣传工作，廖运泽领导政协对台工作组举办了“解放台湾宣传工作展览”。这次展览，历时32天，观众达58000多人。展览结束后，又将展品制成幻灯片，到徐州、淮阴、扬州、镇江、新海连（今连云港）等17个市县巡回放映，观众达30000多人。通过展览，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而系统的反帝爱国教育，对台湾海峡地区的斗争形势和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扩大了政治影响，激发了爱国热情，也提高了对台宣传的质量。
拒写假证
1964年，廖运泽因心脏病发作，长期在家休养。“文革”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廖运泽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林彪为了篡改中国革命的历史，曾要叶群两次派人到廖运泽家，逼迫他写假证明。1968年秋，北京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态度十分傲慢地对廖运泽说：“在北京知道你对南昌起义这段历史很清楚，希望你写一份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和林副主席领导的证明材料。”廖运泽当时正患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多说话，只简单地向他们说明南昌起义的过程和主要领导人。当廖运泽介绍到贺龙在南昌起义时是第二十军军长、南下途中是总指挥时。来人竟然破口大骂：“贺龙是土匪！”廖运泽看他们听不进去，索性闭目养神，不予理睬，装着睡着了，他们只得拂袖而去。
1969年冬，北京方面又来了人。他们先拿出南京大学某造反派组织编辑出版的《读报手册》和一本封面上印有“毛主席万岁”的小册子，对廖说：“这是你们江苏出的书，上面不是明明写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领导的吗？”言下之意是要廖运泽不要执迷不悟。接着就把写好的材料拿出来要廖运泽签名盖章。当时廖运泽非常气愤，直截了当地反驳说：“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我是代理团长，如果说他是起义的领导人，那我更是领导人了。”廖运泽把材料推开，不肯签字。他们一看火了，其中一人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摔，用手指着廖运泽气汹汹地说：“我们部长（指林彪，时任国防部长）是知道你的，你盖了章，对你会有好处，否则你要考虑后果。”这时，廖运泽心想：决不能昧着良心篡改历史。因而横下一条心，斩钉截铁地说：“我玩手枪比你们早多了，还怕这个，名决不能签，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来人做贼心虚，磨了半天，见威胁利诱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隔不久，林彪即自我爆炸在温都尔汗，廖运泽才幸免遇难。
心系统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运泽重新获得了新生。1977年12月，廖运泽当选为政协江苏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1984年又当选为民革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省暨南京市政协联合举行的揭批大会上，他以充分的材料、亲身的经历，深刻揭露和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他十分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对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各级人大政协以及民革中央的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反复学习体会，并组织党派同志进行研讨，以提高政治觉悟。
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他积极了解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情况，认真处理接待了大量的人民来信、来访。对一些历史老案，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本人负责的精神，派人深入调查取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使民革成员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被查抄的财物和被挤占的住房得到妥善解决，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得到落实，调动了广大成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作为一名亲眼目睹辛亥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老人，廖运泽痛心于中华民族的分裂，海峡两岸同胞的骨肉分离，魂牵梦萦于祖国的完全统一。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廖运泽学习之余，感慨万端。他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向海内外朋友表达自己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心愿。他邀请原黄埔军校校友和其他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座谈交流，积极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在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新春慰问台湾同胞文艺广播晚会上，作为主持人，廖运泽充分表达了江苏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深厚骨肉情谊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美好愿望。
他利用自己是黄埔一期学生、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界、门生故旧众多的优势，和海内外朋友广泛联系。同时通过组织党派成员座谈、参观游览和传统节日的庆祝、纪念、拜谒孙中山墓陵等形式，积极开展对台宣传。1981年10月，在江苏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廖运泽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并在人民中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笔。孙中山先生在晚年遭受挫败的时候，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廖运泽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多次聆听孙中山先生激动人心的充满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有关国共合作的讲话，黄埔军校在当时就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由于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才取得了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由于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希望台湾当局及在台湾的老朋友捐弃前嫌，本着爱国良知，以民族大义为重，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造福子孙后代，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谱写出国共合作的新篇章。”
黄埔军校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廖运泽曾多次提出希望组织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1985年4月，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终于成立，负责联络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的黄埔学生，廖运泽被选为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廖运泽不禁遥想当年：“许多黄埔军校同学，在历次战役中，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由衷感到：“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国共两党，合作则兴，分裂则伤。正如孙先生生前多次教导我们的那样：‘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的历史教训。”面对海内外黄埔同学，廖运泽发出了热情的呼唤：“回顾往昔，当年我们黄埔军校同学，都是热血青年，怀抱救国救民的崇高愿望，投笔从戎，服膺‘亲爱精诚’的校训，高唱‘怒潮澎湃’的校歌，同场操练，同窗切磋。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合作时期，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跃马挥刀，奋勇杀敌，战功辉煌，驰誉中外。今天，祖国要统一，民族要团结，中华要振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民愿所归，……我们愿与各地黄埔军校同学重温中山先生的教导，加强联系，紧密携手，共同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祖国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是廖运泽一生的追求与理想……
1987年9月23日，廖运泽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