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历史角色

发布日期:[ 2006-01-09 ]   点击:[ 7047 ]

                        魏 方  

  60年前,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入侵斗争的完全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其中,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地充当着倡导者、号召者、组织者乃至领导者的重要角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作为彼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积极作用和在正面战场上的战绩也渐被研究者所论及。而包括民主爱国人士、中间党派和地方实力派在内的中间力量,长期以来大多作为被争取、团结、联合、引导的对象来认识,对其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事实上,中间力量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响应者和践行者,而且还应是首倡者,直接推动、促进和维护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

  一、何为中间力量

  中间力量也称中间势力,或第三种力量,是指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具有中间立场的阶级和阶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范围空前扩大,主要由民主爱国人士、中间党派和割据一方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组成。

  1.中间党派,主要是指国共两党之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团体,这些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党和团体数量众多、名目繁杂、宗旨各异、规模较小,具有代表性的是1941年3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三派”,即第三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这些中间党派中虽然有左中右之分,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咸舍小异而就大同”,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要求民主宪政这些根本问题上,他们是基本一致的。同时,经过革命和战争的洗礼,他们逐步从分散走向联合,拥有自己独立的党派、团体组织和政治纲领,在中国政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民主爱国人士,是指有代表性的无党派人士,是中间力量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是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他们联系着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工商实业界人士、非中央系军界人士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士,代表和反映了这些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在中间力量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一些知名人士如丁文江、吴景超、王芙生、钱端升、王云五、傅斯年、莫德惠、杜重远等都属于这个群体。

  3.地方实力派:具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封疆自保,掌握一方党政军财大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站在中间立场上的派系主要有桂系、粤系、滇系、冯系四大派系。此外,还有川系、晋阎系、绥傅系、陕杨奉张系等。“九一八”事变后,这些原来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逐渐转向了要求抗日和民主,从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中逐步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中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其军事武装成为牵制蒋介石政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

  中间力量在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出现,并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决非偶然,它由中国的社会特征和各种历史条件、主客观因素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社会中广大的中间阶级和阶层是中间力量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中国是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领导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少数。在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人口众多、层次复杂、分布广泛的中间阶层。其次,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间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历史条件。“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民族矛盾上升,取代阶级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力量抛弃了原来既反蒋又反共的政策,采取了拥蒋联共抗日的立场,摆脱了原来所处的国民党压制、共产党不支持的孤立状态,为自身组织的发展和政治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既无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无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又为中间力量协调国共关系,发挥“第三者”的政治作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中间力量就成为介于国共两党天平上的“政治砝码”,谁争取了中间力量,谁就在政治上居于优势,这样就使得中间力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

  在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中间力量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虽然中国特定的政治格局及国共两党的实力和影响,决定了中间力量在领导和组织统一战线方面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国共合作的促成者和维护者,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践行者,中间力量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中间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这并不排斥其他倡导者的存在。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是中间力量首先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倡导成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由“九一八”事变后到1935年前国内政治斗争的格局决定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野心没有足够的认识,寄希望于第三国调停及和平谈判解决,再加上共产党在南方数省点起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因此,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但没有组织和领导全民族抗战,相反却集中力量把斗争的矛头对内指向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虽然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积极推动抗日运动,但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把持下,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没有把领导抗日救亡作为主要任务,而是把推翻国民党政府,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作为中心工作,也没有能及时高扬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在国共两党激烈对立兵戎相见之时,中间力量看到国内战争消耗实力,于抗日大局不利,因此率先倡导“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甫一发生,9月21日,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就写了《沈阳事件》一文,指出“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这是目前政府向人民的要求,这也是国人自权上唯一的道路”。10月23日,《申报》上发表了知名人士马相伯的《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提出“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著名地质生物学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撰文称,假如我是蒋介石,“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求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互不攻击”。中间力量的代表人士多为社会贤达、名流政要,他们利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如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公报》、《申报》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言论。综观中间力量在战争初期的言论,有两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一,他们所提出的“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一开始就是面向全国的各党派和各阶层。关于“立息内争”,他们呼吁,“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马相伯:《为日祸敬告国人书》);他们痛陈军阀混战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国家之贫弱,军人之蛮横,乃至外患之压迫,莫不在内战互为因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大会特刊);他们质问国民党当局,“为什么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调动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申报时评:《剿匪与造匪》)。关于“共御外侮”,他们大声疾呼各党派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尤其值此抗日吃紧之时,深盼全国人材,无论为国家主义派,为共产党,均能集中于同一战线之下”(《民国日报》1933.2.1);他们倡议,“全国总动员,把全国工业、商业、交通,及其他生产机关,都集中于战时政府底下,并使全国男女老幼,都担任直接间接与战争有关系的工作”。所有这些表明,中间力量的主张,从一开始就具有联合各党派、各阶层、各个人,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共同抗战的性质。以后,这一主张逐渐发展,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又进一步提出了“反日联合战线”的主张。

  第二,中间力量最早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同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领导抗战结合起来。罗隆基在《沈阳事件》中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主张,即“有一个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来暂时负责国事,做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中国青年党在其党刊上发表了《我们的主张》等文,将组织“国防政府”作为它基本的口号,提出“一党专政之制既应取消,国民党一党宰制之政府,自应根本改组。依‘共赴国难’的原则,集各方优秀人才,组织国防政府,一洗前此不重国防,不图抵抗的错误,而引起国民奋发图存的精神。”

  这两点实际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重要特点,即民族性和民主性。一方面,它反映了中间力量已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全民族团结起来对日共同作战已成为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显示了中间力量民族精神的觉醒;另一方面,中间力量把救亡图存与实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把实行民主政治作为进行抗战的有效条件,这表明了中间力量民主意识的觉醒。虽然中间力量所阐述的民族性和民主性,与中共后来提出的有区别,而且也不能说他们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很完善了,已经囊括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有内容了,但他们毕竟是先于中共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共最终调整斗争策略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中间力量是国共合作的促成者和维护者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全中国的步伐,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放弃阶级仇恨、联手抗日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间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呼号,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对国共双方施加影响,为国共合作辅路搭桥。1935年底,出于种种考虑,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也试探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宋庆龄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送给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将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请到家中,请他将一封重要信件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董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乘飞机到达延安,再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样,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又重新联系上了。5月,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共同参与组建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掀起了新一轮的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明确宣布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战”,并言辞恳切地建议中共和红军,“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那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不仅发出了“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的警告,而且还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1937年2月,宋庆龄改变不参加国民党中央和政府任何活动的决定,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与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等国民党民主派联合提出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在会上,她抨击国民党内的反共论调,说:“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2、逼蒋抗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初建立。1936年5月,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两广事变,公开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广西进逼,内战一触即发。此时,以救国会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一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以武力削平异已的做法,要求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派代表杨东荪亲赴西南面见李宗仁、白崇禧,阐述全救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对敌的主张。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要求影响下,蒋介石被迫表示积极准备抗战。为进一步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同一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间力量的有识之士,与中共一道,积极出面斡旋调停,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多方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宣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3、竭心尽力,多方奔走,协调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团结。1941年1月,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发生。中间力量纷纷发表电函、文章,举行集会、座谈会,公开表示同情共产党,指责国民党倒行逆施,“自坏长城”。同时,以第三者的身份积极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图打破僵局。这集中表现在中共是否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会前,蒋介石极力诱骗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皖南事变以来抗战营垒出现的重大裂痕,减少国内外对他的非难;而中共在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意见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拒不出席。这时,中间力量对蒋介石产生不同程度的幻想,奔走调解,希望中共有所让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中间力量的阶级局限性,但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行径,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团结。

  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也为了自身党派的生存和发展,中间党派又秘密协商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即把“加强国内团结”,作为十大纲领之一。罗隆基回忆民盟历史时说,民盟成立旨在“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要求两党团结抗战”。中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新的组织,使得中间力量得到了壮大。它以组织出面调解国共关系,比起此前份量重,影响大,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尽管国共两党有矛盾、有磨擦,但是合作关系毕竟没有破裂,毕竟以并肩作战的姿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间力量功不可没。

  四、中间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践行者

  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中间力量纷纷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响应和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年夏,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号召“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一年后,又提出“扩大民族反日阵线”的8条行动纲领;11月,第三党召开大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指导方针;1936年5月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汇集了全国60多个救亡团体,把原来比较分散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起来,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力量。“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间力量进一步集结、联合、发展起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坚持抗战立场,主张全民抗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各中间党派相继召开大会,制定抗战纲领。要求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各党派抗战纲领的一致内容。如第三党于1938年3月1日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制定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指出:“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该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一致团结,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中国致公党通过其海外组织,发动华侨捐款。这一时期,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创办报刊,几乎所有的中间党派和团体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构成了中间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舆论阵地。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大众日报》等,广泛而深入地启迪民智,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在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下,全国各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游行请愿,抵制日货,募捐劳军,支前救护,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战场的作战。

  2、奋起救国,奔赴疆场。地方实力派以其全部实力积极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战场,抗击日军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马占山部的江桥大捷,使日军遭受首次沉重的打击。1932年,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率领粤系十九路军官兵,在当局拖欠军饷、扣压捐款的情况下,在上海浴血奋战,以伤亡7499人的惨重代价,使日军三易主帅,挫败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1933年春,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吉鸿昌等共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击日本侵略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地方实力派是抗日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投入兵力来说,参加抗战的地方实力派军队共约50个军,达100万以上。地方实力派向来以地盘、军队为主,但在民族存亡之际,其多数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本着“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蒋廷锴语)的觉悟,集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抗战中去,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3、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放弃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实行民主政治,是中间力量对抗战主张的又一重要内容。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上,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提出六个关于宪政问题,明确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立即成立举国一致之战时行政院”,由此发动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这次运动虽因国民党当局的食言无疾而终,但使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民主思想的启蒙。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溃败、经济危机加深,在中共的支持下,中间党派又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呼吁成立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这次民主浪潮,不仅有力地配合中共打退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为战后人民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奠定了基础。

  在60年前恢弘落幕的那一场悲壮伟大的历史剧中,由民主爱国人士、中间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组成的中间力量扮演了极其光彩和重要的角色。他们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做出了其在近代史上少有的突出贡献。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具有代表性的各个人,他们已定格在抗日战争的丰碑中,留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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