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高传略
发布日期：[ 2005-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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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列
任崇高（1881.11—1974.1），字仰之，四川省泸县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从事民主革命运动，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总务干事，解放区淮上行政公署副主任，怀远县县长，淮北中学校长。1945年被选为参加延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淮北区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委员，黄河大队干部队队长，豫皖苏建国学院院长，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主任，南京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监察厅副厅长。江苏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民革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4年1月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畏艰险地工作；他勤奋好学、作风正派、平易近人，深受同事的爱戴。他，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任崇高先生。
积极参加爱国活动
任崇高，字仰之， 1881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合江县燕坪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垒子匠，平时家中靠耕种租地维持生活。任崇高13岁那年，家中送他进私塾读书，主要是念“四书”、“五经”。任崇高读了4年的私塾后，即因家中贫困而辍学到他的干妈家帮助管帐，同时还兼教蒙童。从此以后，任崇高就在乡间从事私塾教学，而且一教就是10多个年头。
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较大冲击。1909年，位于川贵两省交界处的合江，也成立了私塾改良会。深知私塾教育弊端的任崇高当然赞成私塾改良，加之他当时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对新思想、新事物容易接受。于是，任崇高首先在自己任教的私塾里推行改良。除了教授学生“四书”、“五经”外，任崇高还积极传授新知识。当然，要向学生传授新知识，自己必须首先掌握新知识。自1911年起，任崇高在家乡的官立初等小学堂任教员的同时，还先后参加了上海师范讲学所单级教授讲习社及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社初级班的函授学习。经过刻苦努力，任崇高顺利学成毕业。通过学习，任崇高不仅学到了新的文化知识和新的教育方法，同时也加深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殖民地本质的认识，从而并促使他走上了参加革命活动的道路。
1911年5月，清政府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强夺四川人民的筑路款，全川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保路运动。任崇高对清政府的这种封建强权行径非常不满，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也就是在这时，他参加了哥老会。哥老会是明末清初兴起的一个帮会组织，主要活动在川滇黔地区，相当于江浙一带的“清帮”和湖广一带的“洪帮”。哥老会最初以“反清复明、灭满兴汉”为宗旨，后因受到清政府镇压，经过演变、分化，最后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民间组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四川进行地下革命活动，非常注重在新军和袍哥会党中发展力量，许多哥老会成员（又称袍哥）参加了革命。在1911年夏秋间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川西、川南的袍哥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对抗清军。任崇高十分赞成哥老会的保路行动，不仅出资赞助哥老会，而且参加其组织，并动员学生罢课，声援保路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中，任崇高剪去了辫子，表达了他与清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胜利，对任崇高来说，不只是触动、振奋，更多的是他从中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信仰。因此，他在合江各小学任教时，均积极向学生传播新思想，传授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知识。1916年，任崇高任县立西四区元通寺（今属新殿乡）国民学校校长。护国战争期间，他在新殿场大力宣传进步思想，谴责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当地封建头面人物的不满。当时，新殿场新建了一座土地庙，请他给土地庙题写对联。任崇高略加思索，提笔一挥而就。这副对联是：“莫说是土偶木偶，须知能福人祸人”。横批：“当方土地”。因这副对联又影射了当地的封建头面人物，因而受到排挤，终被免去校长职务。
1917年，任崇高到县立西四区石笋山（今属尧坝乡）国民学校任教。临行前，学生为他饯行，依依惜别。他口占七言一首，以为留念。诗曰：“元通寺里官学校，东乡有人来施教。朝日讲读声琅琅，时越寒暑未离庙。今朝解职复何求，帐被箱笼一概收。来年此校良师至，智胜愚人几百筹”。因他为人正直，平时教学认真，深受学生欢迎。元通寺学校的150多名学生中，竟有30余人随他转学到石笋山学校读书。在石笋山学校任教期间，任崇高继续传播新思想，揭露腐朽的封建制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校内学生外，校外青年也多来向他请教。他眼见当地团总、甲长为害人民，十分愤恨，特意写了两付对联，予以谴责。一联是：“臭虫格蚤虱，团总甲长兵”， 横批：“吃人无厌”；一联是：“执政诸公，豺公、狼公、饕餮公，居然大公，公理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图利己；团防总局，酒局、赌局、糊弄局，无非骗局，局中者甘局外者苦，何时了局免害人”，横批：“遗臭万年”。对联写好后，秘密张贴于尧坝场街上。由于这两副对联深刻揭露了地方当权者的狰狞面目和压迫人民的罪恶本质，观赏呤诵的群众无不交口称赞，而“执政诸公”，却痛恨万分。他们虽然怀疑是任崇高所作，但又抓不着凭据，于是暗中设法将他挤走。
任崇高离开石笋山学校后，到先市场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任初级部负责人。石笋山学校又有50多名学生追随他转学到第三高小读书。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四川也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潮。广大进步师生和爱国群众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提出“不食日本食品，不买日本货物，不乘日本轮船，不受日本人雇用”的4项誓约及收回旅顺、大连，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号召四川各地响应。任崇高和当地进步人士赵子明共同筹划，组织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高小60多名学生，手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等三角形的纸标语，由赵子明带领在先市场街上游行，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搜查烧毁了商店里从日本进口的白胡椒，砸坏了不少东洋瓷盆。驻先市场的西三区团总吴惠存闻讯，立即派团丁在校门口监视，不准学生走出校门。校内落后守旧的教员，也唆使一些学生阻挠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任崇高作为这次爱国反帝游行的发动者，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抗议学校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阻挠和破坏，他愤然辞职，离开了第三高小。
1921年，任崇高来到城区西门内县立模范国民学校任教员。他教学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接受。他还常利用课外时间给学生讲故事，对学生进行启迪、教育。一次，他给学生讲“关云长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故事。讲完后他指出，关云长这样讲“义气”，完全是错误的，凡事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才对，使学生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
结识恽代英、萧楚女
自1922年下半年到1925年上半年，任崇高在重庆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参加了许多进步人士组织的革命活动。
合江位于四川的东南部，沿长江顺江而下，航行100多公里即达西南重镇重庆。1922年秋，任崇高经人介绍，来到重庆工作。最初，他在重庆江北模范小学任教。恽代英时任泸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校长，并在该校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在重庆江北刘家台也有恽代英组织的“读书会”，成员约有二三十人。泸县与合江相邻，距重庆也不远。读书会就象早在1920年初，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一样，是一个进步的青年组织，以学生为主要成员。任崇高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因为任崇高的年龄稍大（当时他已有41岁，恽代英才27岁），所以他的任务是争取和团结重庆几个中学中活跃、进步的中学生，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时，反对军阀的口号大家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反帝口号在初提出时，许多人还不懂其真正内涵。为此，任崇高和许多进步学员曾先后两次请恽代英解释，并着重讨论了革命力量的问题。有一次，恽代英送学生到忠州去，在重庆未能搭上轮船，就在江北模范小学借宿一晚，这次任崇高又有幸见到了恽代英。在此之前，任崇高曾读过恽代英翻译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并作过笔记，所以在重庆见到恽代英时感到特别亲切。
1923年夏，恽代英离开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准备赴上海大学任教。在途经重庆时，恽代英介绍任崇高与萧楚女认识。萧楚女是1923年初到四川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的，同年6月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不久，任崇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破坏，青年团的工作开展得非常困难。1924年初，萧楚女又离川赴湖北工作，加上青年团许多人在工作方法上存在问题。因此，青年团组织写信给恽代英反映情况，恽代英于1924年秋派萧楚女再次来四川，仍然在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教。萧楚女到重庆后，组织成立了四川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开展工作。任崇高也参加了学行励进会，并被派到重庆江北治平学校任教。治平学校有小学部和中学部，也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猖獗的地方。任崇高到治平学校后，以学行励进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他先从教师入手，进而争取和团结学生，反对无政府主义。青年团先后争取到治平学校1名小学教员、2名中学教员，随后逐步取得了许多学生的信认。学行励进会经常召开时事座谈会，这实际上是开展工作的一种手段。在举行第三次时事座谈会时，萧楚女邀请张闻天在江北城外的浙江亭里给大家作报告，内容是反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任崇高曾两次邀请萧楚女到治平学校给部分学生演讲。一次是讲“怎样读书”，一次是讲“怎样爱国”。
1924年11月9日，重庆发生了“德阳丸”案。“德阳丸”是日本一艘货轮的名称，德阳丸轮船于9日私运劣币，抗拒检查，打伤重庆谍查兵，因而激起了民众的义愤。任崇高和萧楚女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昭告日本人的暴行。1925年正月初，萧楚女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宣传，谴责日本人打伤中国人的暴行；同日，任崇高在非基督教大同盟宣传，并在重庆南岸真武山趁民众朝山时，发表演说，斥责日本人的罪行。这次演讲，还被当时的电影工作者拍摄后进行宣传。4月15日，重庆工农商学各界4万余人举行哀悼孙中山大游行，并组织57个讲演队到各街道宣传演讲，任崇高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重庆于6月7日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任崇高担任募捐委员会主任，募得数千元，救济上海和江巴的罢工工人。
后来，治平学校出了一件当时轰动四川的大事，这件事也迫使任崇高离开重庆到上海工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治平学校有1名教员，他本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经任崇高等人的宣传教育，成了1名进步青年。1925年7月2日，重庆发生英国水兵刺伤中国人的惨案，次日重庆各界万余人集会声讨英国水兵的暴行，当时治平学校的这名教员用“马赛革命”的办法，抬起被英人刺伤的中国人游行。当地军警借口维持治安，拘捕了这名教员。愤怒的民众立即包围了重庆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拘教员。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刘湘被迫撤销卫戍司令王陵基的职务。后因重庆地方士绅出面请保，王陵基才得以复职。任崇高、萧楚女等均是这次游行的活跃分子，已为王陵基所注意。为免不测，他们只得离开重庆。在离渝之前，任崇高把由他照看的在治平学校小学部读书的合江人张泰荪叫到身边说：“学期马上要结束了，我要到上海去，你要好好地读书，多学一些救国救民的学问¨¨¨”他还把第1期至52期的合订本《中国青年》杂志送给张泰荪，希望张泰荪好好阅读。
数度被捕
任崇高怀揣两封介绍信悄悄离开重庆。一封是童庸生（当时在重庆做青年团工作的骨干）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信，一封是吴玉章写的介绍信。吴玉章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黄花岗起义。1925年前后曾在成都、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吴玉章的介绍信是要任崇高到广州找汪精卫。任崇高到上海后，将吴玉章的介绍信交给上海法租界一个姓何的人，因话不投机，两人争吵起来，任崇高极其不满，遂决意留在上海，不去广州。任崇高将童庸生的介绍信交给上海大学的马英和罗世文，请他们转交给上海的青年团组织。1925年暑期，任崇高被安排到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刻写腊纸并负责油印。此外，他还在上海大学、江湾艺术大学、立达学园等地活动，发展中国济难会会员，先后共发展会员数十人。10月的一天下午，任崇高在北浙江路散发传单，于老垃圾桥头被捕，关在老闸捕房，直到深夜才被放出。1926年，他在上海先后见到萧三、陆定一、任弼时、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不久，恽代英派他到共青团中央从事技术工作，负责搜集报纸上刊登的民众革命活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以及新出版的杂志、书籍。有时，还协助校对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
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由任弼时撰写传单稿，任崇高负责油印和运送。他机智勇敢地躲过敌人大刀队的搜查，把一大车传单顺利送到各地。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崇高和萧三等人到闸北横滨路参加游行。不料被国民党毕庶澄的军队包围了36个小时，直至毕军被工人武装纠察击败，才得以解围。以后，他和陆定一等去汉口，在模范区青云里3号租了5间楼房，建立共青团机关。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汉口一片白色恐怖，反动军警四出抓捕革命者，形势日趋恶化。一天晚上，共青团机关后面弄堂中突然出现一批反动军警，刺耳的警笛，惊醒了共青团机关工作人员，烧饭娘姨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房东也大喊：“不得了，来抓人了”。任崇高显得非常镇定，他一边安慰房东和烧饭娘姨，一边跑到晒台上侦察情况。所幸敌人并未发现他们，这才渡过难关。有一次，任崇高把一封信送到松柏里，从松柏里出来刚离开弄堂口，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就去那里抓人。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团机关只好迁移。在任弼时、陆定一等全部撤离汉口后，任崇高于11月6日晚乘日本“大渔丸”号轮船回上海。
在1925年至1927年，任崇高在上海曾参加过国民党组织，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就脱离了国民党组织。在这期间，任崇高曾有两次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但因他不想离开国内而没有成行。一次是1925年任崇高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总工会秘书处的秘书廖化平就建议他到苏联学习。任崇高根据对当时国内的形势分析，认为一个留俄学生回国活动是颇困难的。恰在此时，另一名大学生想去苏俄，任崇高就把留学的名额让给了这位学生。另一次是1927年，在他们快撤离武汉时，共青团机关又有一大批人去苏留学，连看房子的青年团员、理发学徒都去了，任崇高还是不想去，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任崇高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发现当时的上海也是一片白色恐怖。这期间，萧楚女在广州遇害，恽代英参加南昌起义后到了广东，只有任弼时等回到上海坚守。1928年10月，任弼时去皖南途中在南陵被捕入狱，到1929年3月才获释。同年11月在上海再度被捕，年底出狱。当时任崇高与任弼时时有接触，与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也有联系。任崇高的住址任弼时是知道的，但任弼时两次被捕，任崇高均安然无恙，这使任崇高更加坚信弼时对革命和对同志的忠诚。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任崇高他们的革命工作很难开展，几乎没有活动余地。1929年，任崇高患了肺结核病，在宝隆医院住院治疗。在养病期间，上海的团中央工作实际上由秦邦宪主持。任崇高边养病，边工作。秦邦宪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特别信任陈卓文、刘治躬2人。1933年正月初，陈卓文、刘治躬2人被捕，随即叛变。不久，刘治躬带领几个特务将任崇高捕去。
自1933年初至1934年秋，任崇高度过了一年半的铁窗生活。被捕的当天，敌人将他关押在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天一夜，他被送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铁牢，在这里一直关押到端阳节前。端阳节前夕，任崇高和其他被捕同志发动全监狱的难友进行绝食，并由他代表狱友发言，要求改善待遇。结果，他被带上手铐，送到龙华司令部关押。7月，又铐送苏州盘门监狱。盘门监狱又叫反省院，敌人往往采用诱降的办法对付被关押的人员，因此出了一些叛徒。监狱的管理也较严，每两个人关在一间牢房里，无法进行活动。任崇高常常是终日静坐，几天不说一句话，直关押至1934年8月20日才被释放。
出狱后回到上海，应邓吉刚（当时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建国
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职）的要求，担任上海杨树浦临青坊临青小学的校长。该校是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创办的。白天是小学班学生上课，早晚给附近工厂的工人补习文化，教师多是四川人，校舍是租用的一家美国公司的房子。在任崇高担任校长之前，学校因无钱付款，已拖欠房租1000余元。1935年8月中旬的一天，美国公司请来巡捕和法院人员来查封学校收回房舍。他发动群众反对美国公司封闭中国人的学校，巡捕也挨了打。结果他和1名群众被捕，在格兰路捕房关押了一昼夜，并限期迁走学校，退还美国公司的房舍。在群众的支持下，学校迁至附近的顺城里继续开办，以后还增设了中学班。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相继成立。任崇高和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召开救亡座谈会，通过串连活动，决定并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6年2月9日，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馆举行新年同乐会，会上公开宣布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任崇高和沙千里、潘仰光、刘良模、李晓扶5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主持开会。会上选举15人为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主席团5名成员，均被选为理事。职业界救国会的宗旨是：争取中华民族生存，不当亡国奴。
1936年3月初，各救国会决定联合举办纪念“三八”妇女节游行活动。任崇高动员临青学校女教师和早晚参加文化补习的女工参加，自己也和中国青年会男会员一起参加游行，并走在妇女队伍后面。游行队伍自公共租界中心地段出发，穿过法租界，最后进入华界。游行队伍虽然遭到公共租界中巡捕的拦阻和法租界巡捕的殴打，但此举却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影响。5月30日，任崇高和临青学校的教师一起到天后宫桥上海总商会参加纪念“五卅”惨案民众大会。他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与沈钧儒、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主席台上就座，参加大会的近3000人。开会时，混入场内的坏人散发汉奸言论的传单，会场内打了起来，现场一片混乱。任崇高见状，在主席台上大声招呼：“不要再打了，再打，会就开不成了！”史良也说：“现在打的不是大汉奸，我们的力量要留下来打大汉奸。”会场逐渐平静下来。会后游行，沿途加入游行队伍的民众很多。游行队伍经过“五卅烈士墓”时，向烈士默哀致敬。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陶行知提名，任崇高当选为常务理事。20日，他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顾执中等研究决定，次日在上海火车北站开展抗日宣传，他作为职业界的代表参加主席团。第二天黎明时，他和顾执中、刘良模及暨南大学1名女同学（也是主席团成员）来到北站。这时，站内外满是救国会会员 ，他们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不久，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车站。救国会会员随即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主席团赶忙找到指挥军警的警务处长，质问他为什么如此对待救国会会员。警务处长要求救国会把秩序维护好，不要发生意外事故。经过纠察队的努力，秩序很快恢复。与此同时，临青学校教师李群夫（即李亚群，解放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向军警展开宣传。军警们听了，很多人把原来举起的枪变为持枪，有的军警还流下眼泪。下午约3点钟时散会，开始游行。沿途加入游行队伍的人很多，大约几万人。游行队伍沿街书写和张贴抗日标语，直到天晚时才解散。
9月下旬，英国巡捕到临青学校搜去4大捆进步书刊，任崇高被格兰路捕房短时关押。10月1日下午，巡捕又到学校捕走2名教师。此后，任崇高隐避在刘树森医生家。11月2日，杨树浦的日本纱厂工人准备举行反日大罢工，希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任崇高带领日本纱厂5名女工代表到辣斐德路辣斐一号楼史良家中会见史良，以后又一同去会见沈钧儒。救国会决定全力支援工人的反日大罢工。3日晚上，杨树浦日本纱厂首先开始罢工，任崇高和临青学校教师钟朗夫秘密协助工人成立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打狗队（打日本人的走狗），宣传处。接着，沪西日本纱厂也开始罢工，中国纱厂工人也罢工声援。救国会及时发来米票，救济罢工工人，支持工人的反日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当局强迫工人复工后，杨树浦日本纱厂工人又带头再次罢工。自11月3日至22日，先后罢工3次，参加罢工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26家，工人4—5万多人。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逮捕，以迫使工人停止罢工。沈钧儒等人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监狱。任崇高积极投入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的斗争，和顾留馨带领50名救国会会员到苏州，请求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释放“七君子”。结果他们也被关进苏州第三监狱8天。沈钧儒在狱中得知他们被关押后，写信给挚友张一廉，由张一廉请律师敬树诚担保他们随传随到，才获得释放。1936年底，任崇高回到上海，这时他很难在上海出面活动，住在法租界的李复石老中医家（后来才知道李家是党的秘密联络处）。党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去苏北阜宁盐业公司华成小学教了一学期。这段时间，他每月要秘密回上海到临青学校一、二次。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14日，四川旅沪同乡会改组，他当选为理事，并担任同乡会的组织部副部长兼战时服务团团长。当时前线的伤员急需救护，他立即组织战时服务团团员成立“四川救护队”。四川救护队队员的工作非常积极，不仅日夜救护伤员，而且还将民众捐赠的慰问品带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任崇高自己也常赴前线参加救护工作。10月，100多个救护队评选时，四川救护队评为第2名。
任崇高和钟朗夫在报上看到中华救济会有几个难民收容所要让出的消息后，便建议四川旅沪同乡会加以接收，同乡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8月24日将霞飞路恩派亚大戏院内的300多名难民接收过来，成立四川难民收容所，接纳四川籍难民。四川同乡严镜余任所长，具体工作由钟朗夫带领战时服务团团员办理，该收容所于11月上旬结束。
日寇占领杨树浦一带后，任崇高大力支持临青小学教师陈珈组织临青小学学生10人，陶行知的小学生4人和另外9名青少年，组成剧团—即后来的孩子剧团。四川难民收容所首先欢迎剧团去演出打汉奸的歌剧，以后，各个难民收容所都欢迎剧团演出。上海沦陷前夕，孩子剧团撤到后方，在后方继续演出。
在解放区的岁月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前夕，任崇高带领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的64名团员（内有部分人员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撤至南京，又由津浦路经徐州来到郑州。这时田拓夫（当时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后在抗战中潜逃）想当团长，他和几个同乡商量后，便推选田拓夫任团长，李浩然（中共党员）负责宣传，他改任秘书，负责全团的生活事务。这时，战时服务团钱早已用完，他将身上仅有的两毛钱用来买纸写标语，组织全体团员在当地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团员的吃饭问题，由他向陇海铁路抗敌后援会借钱来解决。他们到驻郑州的川军127师营地宣传了3天，士兵抗日情绪激增，效果很好。师部要他们一同到前线去宣传抗日。其时，上海孩子剧团正在郑州陇海铁路花园公演。郑州车站存放有工人缝制的慰问前线的棉军装6000余套，车站知道他们与孩子剧团的关系后，便赠给他们64套棉军装。1938年2月上旬，他们随127师乘火车东进，师长陈离约请任崇高见面，他向陈离提出战时服务团员希望配给枪弹的要求。陈离即拨给步枪40枝，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2箱。火车到临城停下，李浩然带领大部分团员到枣庄与工人组成游击队，田拓夫逃走，任崇高带领少数团员继续上前线。后来，127师在滕县被日寇包围，伤亡很重，陈离也负伤，得到工人游击队的掩护才冲了出来。此后，任崇高展转到达皖北。
1938年8月，任崇高担任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总务部总干事。1939年1月，在安徽省阜阳县抗战中学任教导主任，校长由国民政府阜阳县县长王和曾兼任。一些共产党员通过他的关系，安置在学校任教，皖北特委书记周季芳，便将特委机关秘密设于抗战中学校内。阜阳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举办训练班，要他去讲授“领袖言论”，他就选择于抗战有利的话强调讲解。如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抗战到底才能生存。中途妥协，就是灭亡”。孙中山的“必须唤起民众”等等。国民党当局对他的讲授，虽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同年12月，国民党阜阳专员向省教育厅反映阜阳抗战中学有学生去参加新四军，任崇高被撤职。此后，通过135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共党员张哲梅的活动，他到该师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支部队原是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被国民党阜阳专员控制后，改名135师。中共党组织希望把这支部队争取过来。任崇高在该师工作到1940年5月，其活动被发觉，师部将他押送上级政治部处理。押送途中，任崇高寻机逃脱，并绕过敌人的封锁线，于7月下旬进入解放区安徽涡阳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受到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和淮北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
关于这次逃脱的经历，据任崇高后来回忆，极富传奇色彩。当时，押送任崇高的有11个三青团成员。他们在135师见习时，任崇高以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都给他们以好评，并给他们以上尉或中尉头衔。因此，这些“三青团”成员对任崇高并无坏印象。一路上，大家多是坐车，到南阳时11个人都没钱了，任崇高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大家用。本来“三青团”成员拟把任崇高送交上级政治部处理的，但当他们到南阳时，上级部队恰被日军冲垮，因此他们只好继续赶路。途中，他们遇到集团军的某参谋处长，这个处长在徐州前线时与任崇高相识。这时他带着几十个卫兵，又牵着一个姨太太，硬拉着任崇高要请他饮茶，并给大家招待一桌子的糖果。任崇高为了在“三青团”成员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故意要参谋处长代他问候总司令、军长、师长、参谋长等，加上一路上多是川军地盘，任崇高故意炫耀，这些“三青团”成员愈加敬畏他。到达均州，任崇高打听到臧克家在司令部当秘书，就特去拜访。臧来任的住处回访，未遇，就留下司令长官部秘书的卡片，并在卡片上写了几句客套话。这些却引起了“三青团”成员的注意。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三青团”成员将他送到政治部交差。政治部的副主任张之良接办此事，张也是四川人，并在莫斯科留过学，后投靠了广西军阀。任崇高有意在张面前吹嘘自己在川军中的势力，并抬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四川人黄复生来，说黄是他在上海办学时的名誉校董等等，这样张倒敬重起任崇高来。当天回到住处后，“三青团”成员即开诚布公地与任崇高交谈，任崇高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弃暗投明。这样，11名“三青团”成员均改变初衷，与任崇高一起回到老河口，并每人出资1元，在俊英酒楼为任崇高饯行。酒毕出门，任崇高要了一辆拖车逃脱。到漯河后改乘船经周口到界首，越过黄泛区抵涡阳，在这里遇上了新四军六支队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吴宪。
1940年8月，任崇高担任豫皖苏边区抗日联合中学校长。12月，担任淮北行署副主任、怀远县长，仍兼任联中校长。1941年8月，行署创办淮北中学，由他担任校长直至1945年8月。该校是一所干部学校，为了便于同敌伪争夺青年，吸收青年入学，才以普通中学命名。学校认真贯彻解放区的“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方针，除教好文化课程外，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积极组织师生参加革命斗争。党政领导，定期给师生作时事政治报告。1943年春，陈毅、张云逸等经过淮北，也曾到校给师生作报告。师生经常参加各项中心工作。1941年秋和1942年夏，曾2次到各县参加征粮工作。1944年冬季，师生到各地协助开展冬学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学校积极响应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坚持开荒、种菜、种粮、编席、榨油、生豆芽。1943年行署主任刘瑞龙在“政权工作总结”中曾赞扬“淮北中学今年种菜最有成绩”。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巡逻警戒。1942年11月，敌人对解放区进行了33天的大扫荡，师生紧急疏散，在敌人反复扫荡过程中，由于得到群众的掩护，1000多名师生无一人遭到意外。1944年春的“泗阳扫荡”和1945年1月的敌军进攻解放区，师生编成工作队，分散到各地参加反扫荡斗争。1945年8月日寇投降，敌人占据的城镇陆续得到解放。淮北中学师生奉区党委命令，编成工作队，奔赴各个新解放的城镇，承担接收和管理工作。4年的时间里，淮北中学先后为淮北党政军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了2000多名干部，对巩固和发展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毛泽东主席提议迅速召开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当时豫皖苏边区已有600万人口，应选人民代表10名，任崇高被选为人民代表。8月下旬，任崇高和其他9名代表起程赴延安。行至途中，因日本投降后的情况变化，会议不再召开，代表们遵照中央指示返回。
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任崇高先后担任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黄河大队学习委员、南京干部队中队长。随苏皖边区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北辙。历经千辛万苦，为保护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8年1月，苏皖边区党委和行署为适应解放战争的迫切需要，以加快培养干部，创办豫皖苏建国学院，任崇高担任院长。同年10月24日，第二次解放开封，学院派去大批学生参加开封市的接管工作。同时学院接收了河南大学的部分师生，全院学生人数达到1500余人，分设财经、文史、数理、农业、水利、测绘、俄语等系科；另附设公教人员训练班，招收学员300余人，短期培训后，就地分配工作。1949年2月，全院师生组成南下工作团，任崇高任团长，与王昭铨等带队将1000余名师生送至六安县，交与人民解放军张国华部和杨勇兵团。3月，又将其余师生送往合肥交与宋任穷的金陵支队，参加南京市的接管工作，建国学院至此结束。建国学院先后共培养了1800多名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团结合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任崇高随南下支队进入南京，参加南京市的接管工作。他担任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负责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6月中旬，任崇高受命负责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并担任分校主任。在建校时，他辛勤操劳，亲自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要来建校经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地方政府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因此，创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任崇高的努力下，分校先后培养了近万名学员走上革命工作岗位。
1950年底，任崇高根据组织安排开始参与组建南京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不久担任监察委员会主任。他在1951年1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连日为成立南京人民监察委员会，时常研究考虑，此事定要在本月开成立会，并报告上级。”监察委员会除设主任外，另设副主任，秘书长各1人。下设秘书室、财经组、文教法政组。另外还有金文萍、邵恒秋、高一涵、周风治、徐敏等12名委员。任崇高担任监察委主任后，工作非常认真，大到经济案件，小到水电浪费，他都要加以过问。当时革命政权刚刚建立，为打击犯罪，取信于民，监察工作非常严格。监察委员会刚刚建立，就查处了一些案件。如，1951年1月10日，市政府人事处向监委交来税务局一案，经查市税务局第五分局2名负责人收受商人贿赂，使200条卷烟漏税，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任崇高接案后，第二天就到第五分局了解情况，接着他又询问五分局的有关人员对这起案件的处理意见。当时，有人认为应送交司法机关处理，但市局有关领导认为，犯案者贪污数目小，应以教育为主，不必送交司法机关。为此，任崇高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亲自到法院商讨此事。法院的意见是没有必要送交司法部门，可作行政处分。最后，经与有关方面协商，给予当事人撤职、记大过处分。卫生局某负责人因贪污20多美元，最后被记大过一次，并降为清洁工。
1953年初，市监委并入省监委。任崇高任省人民政府监委会副主任，并担任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省监委改为省监察厅，任崇高又当选为省监察厅副厅长，直到1959年2月省监察厅撤销。在任期间，他注意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发扬民主精神，工作积极负责，接近群众，经常深入厅内各处室检查了解工作和到各地去巡视检查工作。除了做好行政领导工作外，还经常找民主人士个别访问交谈，工作情绪十分饱满。
1954年，任崇高加入民革组织。同年6月任民革江苏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8年7月至1962年1月，任省民革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4月以后，任崇高选为江苏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任崇高对民主党派工作有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在整风运动前，他对民革工作不太感兴趣。整风运动后，他在民革工作中比较积极，特别是省监察厅撤销后，组织上决定他任省民革专职主委，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主动考虑如何搞好工作。经常深入基层，不辞辛劳到各地去视察民革工作情况，在机关内经常鼓励干部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南京市民革主委廖运升曾说“任老到民革工作后，很热情，工作干劲很大，群众观念很强，他到哪里，哪里就有鼓舞。”
任崇高既是省政协副主席，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出席政协会议，参加政协的各项活动。他一贯靠拢中国共产党，立场鲜明，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到各地视察工作，在讲完话后常说：“我的话你们不能作为依据，主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任崇高勤奋好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方针政策。在革命根据地时，他记了几十本亲手用毛边纸订的学习笔记。进入城市工作后的20多年时间里，也坚持作学习笔记。他的学习很有规律，持之有恒。不是有时间就翻翻书，没时间就不学。在繁杂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为自己的学习制定了必须完成的详细计划。1951年1月1日晨，他在为自己订立的学习计划中这样写道：“一、《干部必读十二种》，在半年内必精读，领会其精神实质，运用其立场、观点与方法，随时随事检查是否符合。二、时事政策之学习：精读《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也在必读之列，其他报纸作参考。《二届一次代表会议纪念册》、人民政协会议文件、华大的工作手册等，均经常研究。三、业务常识则须从头学起，因为监察工作不仅对我个人是新的，在中国也是一个新东西，所以一边学、一边做，随时总结经验教训。”1940年11月3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送给他一本193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的《马恩与马克思主义》。在淮北中学任校长时，他将此书存放在学校图书馆，供大家阅读。淮北中学结束后，他一直把书带在身边。他读过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很多地方都有眉批。他不仅自己认真学，还买了许多“毛选”和“选读本”赠与周围的人学习。他学习能联系实际，“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激烈时，有一个认识他的人在路上拦住他不怀好意地问：“你是什么观点？”他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我的观点。”
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革命根据地时，组织上配给他马匹，但他经常让给病号和小通讯员骑。1948年“五一”劳动节时，建国学院的全体炊事员为感谢他平时的关心，送给他几块肥皂和一封信，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礼物。可见任崇高与普通群众的关系是多么融洽。1950年他已年近70，组织上给他配了汽车。但他能不用车时尽量不用，节省了不少汽油。在根据地和初进入南京时发的津贴是华中银行的纸币，他很少使用，后来也未兑换。1954年，他与在婴儿院做洗衣工作的叶瑞林结婚，这才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家。他每月给家里80元生活费，其余的钱留在身上，有时支持同事和下属。1956年工资改革后，他的工资是行政9级，月工资234.9元，按说生活可以过得富裕一些了。但他在生活上仍坚持低标准，烟酒不沾，衣著朴素。直到50年代后期，为了外事工作需要，才缝了几套象样的衣服。
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43年，淮北中学发生“第二次反特案件”。由于个别学生的乱唆诬攀和副校长的搞逼、供、信，有40余名师生被无辜牵连。他提出怀疑，向区党委反映。经过区党委的调查核实，无辜被牵连的师生，问题得到澄清，副校长被免职。任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和江苏省监察厅副厅长时，十分重视案情的调查核实，有的案件要亲自看材料，找犯错误的干部谈话，尽量避免工作失误。“文化大革命”中找他写旁证材料的，他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组织对同志负责。有的材料不合调查人的口味，对他施加压力，他也坚持真理，决不屈从。一次，一派组织为了整王昭铨（曾任建国学院和华东革大南京分校教育长，中共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南京市市长），找他调查。他介绍王昭铨过去表现如何好。调查人发火说：“王昭铨是走资派。”他回答说：“现在是不是走资派我不知道，但以前确实是个好同志，为革命作了许多工作。”调查人无可奈何。在大跃进年代，任崇高敢于讲真话，1957年5月20日，他向江苏省委提出批评，他在讲到肃反问题时说：“罗韦被抓了，错关了八个月。我们班房虽好，但错关总不舒服，而赔礼也赔得不那么好。我看，错抓了的，要好好赔罪，不要弄得人家抬不起头来。”
他服从组织安排，积极从事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51年底在南京市监察委员会工作时，曾向党组织书面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市监察委员会党组同意吸收。后来，省委负责同志找他谈话，要他留在党外，更便于为党工作。1954年，省委领导要他加入民革，负责筹组省民革分部，以后并担任省民革的主任委员。1959年3月以后，专门从事民革和省政协工作。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留下的旧军政人员的人数多，职位高，居全国各地之首。省民革成员不少人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里做过官，当过将官的就有百人以上。一些不了解他的干部和邻居，以为他也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大官。对于别人的误解，他从不计较，也不作任何解释。1962年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台工作。任崇高任劳任怨，耐心作思想工作，动员省民革成员给在台军政部门的亲朋好友写信，通过对台广播，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和建设成就，提供在台的国民党校官以上人员的情况，江苏省民革成员也提供的最多，工作很有成绩。
任崇高对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恽代英同志十分怀念，在南京时，每年都要到雨花台去凭悼。对出卖恽代英的叛徒顾顺章，极为痛恨，曾多次给家人讲述，表达自己对叛徒的愤恨。
1974年1月4日，任崇高在南京病逝，终年93岁。7日，《新华日报》发表“任崇高先生逝世”的消息，介绍其生平并表示哀悼。
任崇高一生爱祖国、爱人民，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任崇高先生对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初步繁荣昌盛，对祖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国外呈现的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他热切盼望祖国早日统一。他这种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是值得后人敬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