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计雨亭
发布日期：[ 2005-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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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初 朱乃澍 陈国利
计雨亭（1895.12-1974.11）,又名计龙章，江苏省阜宁人。他一生坎坷曲折，经历奇特，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光明大道。
计雨亭出生时家境贫寒，其父计文藻，号计子山，为人忠厚，投靠其妻弟马玉仁（原名曰仁，字伯良，盐枭，国民革命政府建立初年，由段祺瑞命为中将军衔，抗日殉国后，又被国民党追赠为中将），因亲得时，历任营长、团长、师部副官长等职，1935年去世。计雨亭母亲名叫马玉英，系马玉仁之四姐，据说会使双枪，嫁计氏后，一直做家庭妇女，1944年去世。计雨亭兄妹6人，他为老大，系家中唯一男丁。
计雨亭他早年沉浮于军阀混战，历任陆军北洋军阀部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和冯玉祥、张宗昌、张学良、顾祝同等有来往；他曾参加过复兴社，加入过上海青帮，但一直反对蒋介石，有数次被通缉的经历。抗战爆发后，他和舅父马玉仁率部抗日，与日寇激战十数次，具有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心。在八路军南下（1940年）到盐阜地区后，又投奔我军，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与刘少奇、陈毅、黄克诚、谭震林、曹荻秋、惠浴宇等过从甚密，成为盐阜地区有名的绅士。
1942年后，历任阜宁县参议会主委、参议长、盐阜行署副主任、苏北行署副主任、苏北赴延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苏皖区政府建设厅长、苏北工业学校校长等职。
解放后，曾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席、苏北行署水利局局长、华东监察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水利厅厅长、省民政厅厅长、省民革副主委。全国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一、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二、 三届政协常委。
混迹旧军队 几度沉浮
计雨亭出生时的晚清王朝，风雨飘摇，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父亲计文藻为维持生活，贩卖私盐，披星戴月，栉风沐雨，不堪其苦，备受凌辱。他见计雨亭头脑灵活，天资聪慧，便想让他识点字，将来有个出息，于是就让他念了八年私塾，后又送他到了南京上陆军中学堂就读。这中学堂设在中山门外，系段祺瑞、冯国璋所办，对外称江苏陆军军官教导团，段祺瑞、张宗昌等常来此授课。计雨亭在这里学的是陆军本科，同学有丁志磐、李明扬、毕树成、单宏培、马季云等。
1914年他毕业时，正值“二次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兴兵讨伐袁世凯。而在此之前，其舅父马玉仁已倒向袁世凯，任扬州混成旅旅长，在攻打南京，捕杀革命党人中有功，深得袁士凯赏识，升任陆军中将，曾授其三等嘉禾章一枚和将官军刀一柄。计雨亭见其得势，遂前去投奔，当了一年多排长。1915年5月， 马玉仁军队在十二圩驻防，内部有人发动兵变，被发现抓获。计雨亭处理此事时，动了恻隐之心，他夜间将兵变士兵押上小船，对外佯称“沉江”，实则暗地放走。马玉仁不知实情，反而认为他平乱有功，处事果断，遂即提拔为连长，驻守阜宁、涟水、淮阴等地。四年后，又擢升为营长。驻淮阴时，适逢顾祝同从保定士官学校毕业，分配来当见习排长。不久，在讲授如何使用重机枪问题时，被部下当场责疑，感到失去了威信，呆不下去，要求离开，计雨亭给了他二十大洋，让他去南方另谋出路，顾很是感激，并从此官运亨通，直至成为国民党的显赫人物。其时，由于世道离乱、军阀纷争、勾心斗角，故兵变迭起，战事不断。计曾奉命平息了八滩、泰州等地的骚乱。1921年，革命党人韩恢（韩德勤之叔）愤恨马玉仁蹂躏江北，贻害桑梓，潜回故里泗阳，联络鲁、皖、沭、宿等地绿林武装，成立“民治军司令部”，准备起兵讨马，夺取两淮。事泄后，计雨亭率部分头围剿，将韩捉获，由马玉仁处死，革命党人在江北策划的一次武装斗争遭到镇压。由于平韩有功，是年11月，计雨亭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六旅十二团团长，团部驻扬州天宁寺，全团有五个营，武器较多，亦较精良，是该师主力。
1924年9月，江、浙军阀战争爆发， 齐燮元令马玉仁率部到太仓、浏河一线，参与战事。浙军战败后，马部大掠民财。在回防淮阴时，“人人腰缠万贯，满载而归”。计雨亭父亲计文藻也在浏河等地掠得不少财物，用以购田置地。与此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战败,奉军想“饮马长江”, 从安徽前来攻打淮阴。计雨亭奉马玉仁命令，任淮阴戒严司令。奉军来犯，一走津浦铁路，一走运河线，直抵淮阴城下。马与计率部出南门抵抗，伤亡营长一名，兵士多名。奉军不支，向泗、沭一带退走。败退中，马部官兵乘机掠夺民财，“穿户入库，翻箱倒笼”。而计“脑筋清明,迥与马异,在马部中，呼为模范团”。不久，津浦路奉军亦告失败，大溃而北，淮阴的局面才得到恢复和扭转。至11月，孙传芳占领南京后，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讨逆联军，自任总司令。12月，下令解除马玉仁一切职务，派第十师师长郑俊彦缴第三师枪械。次年1月， 郑派兵至淮阴送抵缴械命令。时计雨亭之十二团驻板闸，亦被缴械。三师被缴械后,“马玉仁只身去浦”,计雨亭则被李明扬，送上小火轮放走，去上海，驻法租界。
1926年，全国形势骤变，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宁，力劝孙传芳参加北伐，孙不听。国民革命军北上，逼进湘、鄂、闽、赣，在赣打败孙传芳主力部队，孙退守南京。奉系军阀张宗昌为支援孙传芳，率直鲁联军南下。张为了扩充自己实力，到处招罗兵马，闻马玉仁为孙所弃，蛰居上海，深知其在淮扬颇具实力，遂派专使赴沪，邀马来鲁就任直鲁联军第十二军军长。张宗昌曾在李纯任江苏督军时为军官教导团负责人，计及马的另一外甥唐广福在张手下受过训，有师生之谊，故计、唐二人积极支持，劝马早去。马为慎重起见，遂派该二人去鲁洽办具体事宜。计、唐随专使至鲁见张宗昌，设立十二军办事处，筹办有关工作，发函发电，联络招引马的旧部，招集四千余人，所缺兵员、军械粮饷，张答应帮助筹措。是年12月，马玉仁乘海轮由沪抵青岛，再转济南就任十二军军长。马赴任后，逐步扩编三个旅，还成立卫、骑、炮、工、辎五个独立营，约六千人，成了张宗昌联军一支精悍部队。马玉仁的十二军从山东向苏北、淮海延伸。马吸取在淮阴下台的教训，一到任就严明军纪，亲自督导，并订了“不强取民物，不践踏农产，不酗酒赌博、不听信谣言”等十条规定。其时，计雨亭在马部就任第96混成旅旅长，驻山东德州一带。但是，他对马玉仁的“十条规定”还是积极支持的。张宗昌命他率部围剿土匪刘桂堂（又名刘黑七），他带兵到济南，向张宗昌索要了三万大洋。至枣庄，获悉当地仓库有很多苎麻，可打草鞋，而当时部队缺鞋现象比较严重，计遂下令用现大洋买下苎麻，每人打4双草鞋。 当地百姓见惯了官匪抢掠，见他们未抢仓库，而用现洋购买苎麻，与别的军阀部队大不一样，人人称奇，对计雨亭交口称赞。不久，刘桂堂又聚众作乱，强抢民财，淫人妻女，计雨亭再次严格约束部队，将其打散。回师德州时，张学良率员亲往慰问，犒赏部队，赠计文房四宝一套，上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赠等字样，并授计为中将军衔。
1929年6月，汪精卫、 蒋介石先后举行“郑州会议”、“徐州会议”，策动宁汉合作，继续进行北伐。在打垮孙传芳、捣毁直系军阀后，桂系李宗仁部的北伐军入山东攻打张宗昌部队，与马玉仁十二军作战，非常激烈。马玉仁腿部受伤，损失很大，三个旅悉被缴械，马玉仁也被带到南京。计雨亭见大势已去，遂由团长许宝才出面缴械，本人则听从了家乡人季广胜（阜宁县北沙人）的劝告，突出重围，辗转到镇江、常州一带，等待时机，以图再起。其间，还回朦胧老家住了一段时期。
1930年4月，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 阎锡山委马玉仁为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兼二十七军军长，要他在苏北起兵，扰乱蒋的后方。马遂派其党羽八方奔走，召集在淮阴被遣散的旧部，并收编里下河各地的土匪和苏北沿海的海匪，多达数千之众，下委十个师长和若干旅团长。计雨亭就任第四师师长。其时，部队粮饷有难，筹集不敷，自付不起，马又不愿将所招罗的官兵遣散，只好让部队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地方土匪趁势投靠，兵匪勾结，劫案日重，民怨沸腾，时称“闹马党”。是年9月， 国民党政府江苏保安处处长李明扬在苏北绅士的迭次请求下，派部队北上围剿“马党”，兵分东西两路夹击。马玉仁损失惨重，左腿中弹，右食指打断，被海匪沈福五接应出海，逃亡大连，在日本人开设的医院里治伤。计雨亭也流亡上海、大连、扬州等地，蒋介石悬赏三十两黄金通缉他。国民党的一个旅长亦因其子被计雨亭部队打死，路过阜宁时，将计在朦胧的房子拆掉扒光，抢走了所有家产等，并声称：“捉住计雨亭，要剖肚扒肠，碎尸万段，报杀子之仇。”在此情况下，计雨亭整天身不离枪，时刻戒备，以防不测，还留下了大胡子。同时，为了掩护自己， 便于秘密活动， 他还于1931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青帮， 做青帮头子高士奎的徒弟，但他在其中未做工作，也未收他人为徒，当年冬天离沪，即断绝了关系。
1931年“9.18”事变后，冯玉祥到南京开会，为了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人，请求蒋介石解除对计的通缉令，计才先回盐城、后到阜宁。可是不久，末代皇帝溥仪的妹妹妄图恢复清王朝，到上海四处活动，并向一些人提供活动经费，不知怎么回事，计的名字也被列在领经费的人员名单中，国民党怀疑他们有勾结，又下令通缉。在查无实据、事情不了了之以后，计雨亭来到海滨，专心垦殖。当时，计在苏北的田产很多，在万亩以上。这些田产，大部是计雨亭父亲购置的，也有部分是计妻凭借权力和关系，做鸦片生意赚钱买下来的。计雨亭在戴氏南尖搞农垦、兴水利，开了条“三丈河”，三丈宽、三丈深、十几里长、横贯南尖，和戴氏族众合作筑圩堤，还修了不少涵洞、涵闸以挡海水。出租两千五百多亩土地给海门人种棉花，其余的租给佃农长水稻、种大麦，收获时五五分成，其它未开垦的有的长芦苇、有的养滩。
他居家时，对同族及其他坏人并不包庇，有人找他说项荐事等，多半不加理睬。但对不公不法之事，常加干预。朦胧镇镇长刘汇川，曾在他手下当过营长，奸污了镇上一个卖米饭饼的姑娘，并将其纳为小妾。姑娘的哥哥于是仗势欺人，对从南街到北街的过往船只收取船头费，强取豪夺，不给钱就拖人家跳板，甚至动手打人。计对此常加干涉，凡靠近他家河边的船，更不让其收取船头费。刘知道后，对计雨亭产生了很大反感，计亦不理睬。镇上还有个叫汪凤筝的国民党员，其子汪二鸽子强奸了北桥头上黄姓寡妇的女儿。寡妇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计闻讯后，叫她到阜宁告状，请律师，承担吃饭、住宿、诉讼一切费用。那时国民党时常抓壮丁，有人躲到他家，他也加以保护。因为这些，家乡的人对他有一定好感，说他“质朴”，是“好人”。
抗日举义旗 杀敌保家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计雨亭住在乡下。为抵御日寇，保家卫国，阜宁县的一些爱国之士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抗日同盟会和阜宁义勇警察大队。计雨亭也参加了抗日同盟会，会上，他被推选为抗日同盟军总指挥，兼任警察大队大队长。义勇警察大队部先驻射阳中学，后又迁到斗安寺。当时，县长是王伯谦，搜括了不少民财想逃跑，计雨亭把路口卡住，将其拦下，迫其交出钱财后，具结放人。时任89军军长的李守维壮大自己的势力，想叫计送帖子给他，做他的学生，并出任阜宁县县长，计就是不同意。而熊养和（时任实业保安大队队长）闻知此事，立马向李送帖子，当上了阜宁县长，计、熊之间产生了矛盾。计任警察大队队长时，开牢门，放囚犯，约有几百人，其中有不少是熊养和抓来的，里面还有少数是死囚。计对他们讲，日本鬼子要来了，国家将要亡国，还关你们有什么用？你们中也有人主张抗日的，出去以后，要改恶从善，如果为抗日而死，就重于泰山，死得其所。囚犯们感激不已。有个神偷叫孙二麻子，放出去以后，搞到了不少日本人的枪弹，对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熊养和对计的一些做法颇为不满，欲夺其兵权，遂任命他为阜宁县军事科科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计雨亭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拉关系，抓武装，在阜宁由赵尔智，刘云祁介绍，并送赵500元，参加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干什么的“复兴社”。当他听到“复兴”两字，就以为这个组织定是有利于国家民众的组织，其实“复兴社”是国民党内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因其社员制服为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成立于1932年3月，蒋介石为社长，其核心为力行社，成员多是黄埔系军人。涉有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等。活动范围主要是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后扩展到其他方面。活动主要内容是吹捧蒋介石，以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独裁地位。该社还设有以康泽为目的别动队和戴笠为头目的特务处，实行极端反动的特务恐怖统治。1938年取消，其成员转入“三青团”，其特务处则改组为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局”。计雨亭很快就认识了其本来面目，不久就与之断了关系。
次年春，日军侵占阜宁，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旧政府的一些官员还争权夺利、中饱私囊。他目睹现状，非常气愤。他严于律己、体恤部属，处处以国事为重，其“御外侮，雪国耻”之情，溢于言表。他身体力行，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得到同事好评、部属尊重。
一天，他到“八大家”（原属阜宁县治，1940年后属新划射阳县）去检查防务，看到楼梯背后用芦蒲档着，并有一股气味，把芦蒲拉开，是一个患下疳的士兵，下身脓血淋漓，躺在那里。计雨亭问清情况，好言相劝，说能悔过就好，答应找医生诊治，如无疗效，再送他回板湖老家。离开那个士兵后，计雨亭对分队长说：“老百姓的子弟在这里当兵，我们当官的应该对他们负责任。这个士兵行为不检，染上这样的病，你这个分队长也有责任，事先管教不严，事后不闻不问，直到卧床不起，还想掩盖实情。古人说：教不严，师之惰。我说，兵有过，官之隋。要你这个官何用？现在命你立刻请医生治疗，如一周内无效，再送淮阴大医院医治，不得延误。”后来，这个士兵治好了病，继续在计部下当兵，表现很好，走上了革命道路。
是年初夏，计雨亭住在离阜城不远的一个小村里。一天深夜、两个侦察兵抓来了一个农民，还带着一只大皮箱。他是从阜宁方向走来的，侦察兵认为他是嫌疑犯，可能是汉奸，或者是趁火打劫的匪徒。计雨亭叫人松了他的绑，和颜悦色地问他是哪里人，带着箱子到何处去，这个人死抱着箱子不放，一直不讲话，没有得到结果。只得暂时看守。拂晓前，那个人提着箱子逃走，又被哨兵抓回，看守人员十分气愤，挥起枪托就打，计雨亭及时制止。天亮时，地方乡长来见计雨亭，说明了原委。此人是个佃农，替老板运送箱子，老板不准他说出姓名和地址，并交代他：皮箱如果遗失，除赔偿外，还要处罚。现在他愿意具保，并付给兄弟们“草鞋费”，师爷（文书）的笔墨费。计雨亭听到这里，已经明白这个佃农不讲话的原因，当场宣布无条件释放，还对他被打表示歉意。佃农走了以后，当着那个乡长的面，计雨亭训斥了那两个侦察兵，他说：“大敌当前，我们身为军人，不能守土保民，已经万分惭愧，抓错了人，无辜拷打，难道还要人家具保，花费银钱吗？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类敲索之事，我定然严惩不贷”。他还曾向部属汪春霖赠送《南明忠烈录》和两本字贴──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勉励他读历史，做一个正直有为的人。还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年青人要立志报效祖国啊”。
1938年夏，马玉仁在汉口，经冯玉祥说合，蒋介石封其为江苏省沿海第一路游击总队司令。马在上海买了一些枪，带了一部电台和一个参谋长回到苏北，到朦胧等地招兵买马。与计有隙的镇长刘汇川也去投奔。计闻讯后，对马甚为不满，一气之下，将家搬到通洋港戴圩子。马玉仁派人请他重新出山，亦置之不理。马慕其勇，想把他拉到身边做心腹，便屈尊拜访，三顾茅庐，计方才应允，出任游击总队少将参议。不久，计发现马从上海带来的参谋长是个国民党特务，便将实情告马。一天，趁这个参谋长喝醉酒之机，由计次子计俊用无声手枪将其干掉，计又当上了少将参谋长。此后，他帮助马玉仁在沿海一带宣传群众，招募士兵，很快组织了两千余人的抗日武装，编成了四个大队，司令部设在安乐港（今射阳县合兴乡安乐村）。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只有电台一部，机枪十来挺，战士每人一支老枪，约二十发子弹，粮饷困难，每人只有一套灰布军装，一条小被，月饷只有七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计雨亭殚精竭虑，协助舅父马玉仁筹集粮饷弹药，自费养兵，又加强训练，提高杀敌本领，使部队士气得到了提高，战斗力亦有很大增强。他们在阜宁沿海一带与日军作战十多次，其中比较激烈的有六次。
第一次是在1939年农历9月13日上午， 马玉仁、计雨亭得知合德的日军要侵占陈洋镇，遂率部下四百多人，又联合吕效康保安队七、八十人，共约五百余人，在合德西、北两面以双龙港及其西堆为主要屏障，阻击西行的日军，马、计部在河南，吕部在河北。
下午三点左右，皇协军（汪伪政权军队）六、七十人，日军百十人，从合德向西耀武扬威地开去。马、计部队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向日军射去。北边的吕效康部队也积极配合。日、伪军事先毫无察觉，一下子死伤十余人，敌人马上散开，伏下来还击，鬼子利用掷弹筒向他们轰击，企图吓跑他们，以便用轻、重机枪扫射，掩护冲锋，夺取阵地。但马、计部队大多是老兵，又经过比较严格的训练，所以根本没把敌人的炮击放在眼里，他们抓紧时间，预先挖好战壕，分散埋伏，安然不动，待机歼敌。敌人误以为马、计部队被吓跑了，于是开始冲锋。马、计部队的活射手较多，一下子就撂倒三、四个鬼子和伪军，其中有个鬼子小头目的指挥刀也被打落在地。日军吓得退回阵地，用钢炮、轻重机枪猛射过来，炮火惊天动地，遮云蔽日，声闻数里。马玉仁、计雨亭部队沉住气，待敌人向双龙闸桥靠近时，命令两挺歪把子机枪交叉射击，敌人又死伤六、七人。后来，敌人改变战术，一忽儿从中间冲，一忽儿向北冲，一忽儿向南冲，企图用火力侦察对方的布防和火力状况。然而每次冲锋都是用老办法，钢炮、机枪猛打猛射，用小部队冲锋，被交叉火力压回后，又冲锋一阵，救回伤亡人员。仗打得非常激烈，轰轰的炮声，咯咯、咯咯的重机枪和轻机枪响个不断，整整打了半天。日军连续数次冲锋，均被击退，直至傍晚才结束，敌军抬走二十多个死伤人员，龟缩合德据点。马玉仁为防止敌人报复，又连夜增调援兵前来助战，部队人数达六百余人。
次日凌晨三时左右，马玉仁、计雨亭的部队分成几个战斗队，从双龙港北端一直到罾塘庄，布防二里许，应付敌人的重点突击，吕效康部队也分队埋伏，重点把好小洋河北路口。太阳刚出，日、伪军果然倾巢而出，约二百余人，两军对峙，战至中午，敌人不能前进。
午后，敌人改变战术，分出小股部队从合德北头绕吕效康部背后出击，大部分人攻夺双龙闸桥，火力分向两头，一面射向吕效康的河北阵地，一面分火力攻击马玉仁、计雨亭的部队。由于吕效康部的人少，实力不强，加之又从未打过恶仗，见两头受敌，有些惊慌，又因一颗炮弹炸死吕部五、六人，于是吕部不久就溃退了。北边的敌人见状，斜踏田野，直奔小洋河北岸，越河从西包围袭击马玉仁、计雨亭的防线。马、计部队由于注意南侧进攻之敌，未发觉北头敌情，待发觉西边敌人越河而来，再想调兵相抗，已失去有利地形，火力也不及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敌人两边夹击，炮弹、枪弹打得硝烟弥漫，尘土飞扬，马、计部队渐不能支，遂边打边退，撤向安东港。此仗敌军伤亡二十多人，吕效康部伤亡十多人，马、计部只受伤几个人。这一仗，敌人被打得惊魂丢胆，深知马、计部队的厉害。
第二次，同年十月初，日军从合德向陈洋方向进扰，马玉仁、计雨亭闻讯后，率二百多人提前赶到陈洋、合德之间的中心镇小洋河南岸，挖了临时战壕埋伏下来。敌军一百多人的长蛇阵，行至马、计部对面，即遭到有力阻击，首尾难顾，随着一阵猛烈的枪声，一下子就伤亡十多人。敌军迅速退缩到路北沟边，用轻重机枪，小钢炮还击。马、计部士兵用点射法拖住敌人。两军对射半小时左右，敌军派出两股小队，从东、西两头实施包抄，马玉仁命令火力向三面猛扫一阵，压迫敌人埋伏在地，乘势安全撤回。两头日军逼近马原来作战地点时，不见人影，方知上当，冲进战地一看，只见一批子弹壳和一些简单战壕，别无他物，气得哇啦哇啦叫：“马猴子的，大大的狡猾狡猾的！”
第三次，十月中旬初，马玉仁、计雨亭决定在通洋镇之东十来里的耦耕之北大南港河湾伏击日寇小汽船和小炮艇。他们派人到海河北十多里的塘洼陈汝久等大地主那里借来大土炮，又从老猎户处借来打野鸭子的小土炮，悄悄运到阵地，挖好炮台，调好角度，装好弹药，一切准备就绪，专等日寇的兵船。
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敌一艘配有小炮、重机枪的小炮艇和五艘黑壳小汽油船由东向西，在一里多宽的射阳河中间行驶。刚进入射程，土炮齐开，四炮命中，机枪、步枪同时猛烈射击，一时河中烟火弥天，敌人惊叫，一艘小汽船后半截着火燃烧，受了重伤，在河边直转。敌人恼羞成怒，连连炮击，重机枪也一并射来，子弹在头顶上乌溜乌溜响过。在炮艇掩护下，其余四艘小汽艇分东、西两侧急驰南岸、妄图包围马、计部队。马、计不敢恋战，迅速撤退，几门土炮未及移走，被登陆的敌人破坏净尽。
第四次，是一九三九年农历九月初四，马玉仁、计雨亭获悉阜宁有一批日军和弹药从阜宁经通洋港运往陈洋镇，决定在通洋镇南五里许、鹿塘一带作为阵地，伏击敌人。由于准确时间尚未掌握，遂命令一个姓刘的支队长率六十多人驻守待敌，又联络四明、通洋四十多名小刀会成员，以为策应。
上午八时许，通洋港河西，有二十多个日军由北向南行进，日军两艘小汽艇也急驰过来。在河西日军火力配合下，艇上二十来个日军迅速登陆，强占了南边的戴树香庄圩。刘支队长觉得火力不及，即命令一个班人阻击，余者向乱坟场撤退。占领戴树香庄圩之敌，用两挺机枪掩护，向刘部匍匐运动，并用手雷轰炸乱坟场。刘部士兵两三人一组，以坟包为屏障，阻击敌人，待北边小刀会出击，反击敌军。相持二十来分钟，小刀会被河西之敌机枪封锁，难以行动。正在相持不下之际，又有六十多个日军从坟场北、西、东三面包抄过来。小刀会成员见敌势太猛，不战而退。日军以为刘部士兵尽在“网中”，拼命匍匐前进，刘部英勇作战，伤亡较大。刘遂命部下向南草滩小沟撤退，自己带着两名士兵和一挺机枪掩护，最后弹尽援绝，与敌肉搏，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刀，壮烈牺牲。这次战斗，马玉仁、计雨亭的部队有20名官兵为国捐躯，日军当场毙命一人，重伤数人，轻伤十多人。
第五次，是同年冬月中旬。由于通洋一战牺牲惨重，马、计二人决心为死难者报仇，遂与当时驻防于盐阜一带的国民党三十三师和缉私营部队第八军联系，准备拔除侵扰陈洋地区的鬼子窝，削弱对马家仓房的军事威胁。当时分工是：三十三师攻陈洋镇北头，第八军攻陈洋镇西头，马、计部的郑怀善一百多人在小洋河南布防，阻击合德日军增援，马玉仁亲率三百多人攻打陈洋镇东边(西边是河)，并约定，晚上十点左右鸣枪为号，一起进攻消灭鬼子。是时，马、计部士兵先攻入陈洋镇，一部分人沿着东边向北运动，两路进攻，鬼子死守，不敢出动。北边三十三师只派少数人观察，见北头鬼子四面用轻重机枪狂射，心中胆怯，不战而退，南头的第八军听到街中间有枪声，知马、计部士兵已攻入镇内，于是就地向南头鬼子炮楼射击，但并不向前冲锋。日军拼命反抗，马部消耗许多子弹，援兵一个不到，力量单薄，只好撤回安乐港。
马玉仁率部回到安乐港后，兵力弹药不足，粮饷困难，生活清苦，士兵离队思想较重，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马为了严明军纪，枪毙了为非作歹的侄儿马益华，同时任命计雨亭为游击总队副司令，作他的副手。他们面对险境，没有丝毫怯懦，大力整顿军队，加强抗日教育，决心和鬼子斗争到底。
第六次，发生在1940年1月3日(农历1939 年冬月24日)。此日凌晨，陈洋镇百余日军出动， 向南“扫荡”马家的五个仓房，包围安乐港司令部。计雨亭率司令部转移至吴家墩子，那里汊湾多，沟堆多，易攻易退，离安乐港六七里路，一大队八十多人保护司令部，兼防合德、陈洋日军合击。马玉仁率二、四两个大队和卫队等一百多人在吴家墩子观察动静，随时机动部队增援。三大队马曰禹率七八十人快速前往陈洋南五六里木头坞子阻击。上午十时许，马曰禹与日军遭遇，打得很激烈，相持一小时左右，马曰禹阵亡，余者有的回计雨亭的司令部，有的散去。马玉仁闻讯，立即命令中队长嵇德俊，马益武率十多人跑步占领“红锅腔”的制高点，阻击敌人向东南进军，自己则率八九十人随后快速向西南挺进，准备增援嵇德俊先遣部队。刚至“三合尖”东侧，日军已近望乡台，不久又占领了“铲头尖子”，马部已暴露在簸箕形的开阔地上，地形十分不利。马玉仁十分愤怒，率部坚决抵抗。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压得敌人全部卧倒。相持约十多分钟，马玉仁令杨排长带一挺机枪抢占南侧陈二章子坟，马排长带一挺机枪抢占北侧路倒坟，意欲摆成三点犄角之势，与敌抗衡。可是，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未几，马玉仁被敌弹射中一条小腿，不久腹部又中一弹，高大的身躯晃了几下，但他忍痛转身向后大步撤退，又令士兵轮番掩护，终因无人医救，流血过多，光荣牺牲，时年65岁。其遗体在日军撤退后，由计雨亭派卫兵护送，运至建湖县高作镇，葬在塘河边。
投奔八路军 步入新程
马玉仁阵亡后，计雨亭召集残部，转移到黄沙港南温家墩子，自任司令，陈伯盟的儿子陈光寒任副司令，改番号为盐阜沿海边区游击队司令部。但韩德勤却不加委任，又不予军需弹药接济，使之困在盘湾一带，还在兴化贴出布告，派税警二旅旅长丁国卿前往缴械，企图吞并。但丁一到上冈，就被计部士兵缴了二十多条枪，吃了个下马威。丁见计不买帐，又请陈伯盟从中周旋，最后不了了之。1940年春，韩德勤又派江苏省常备二旅旅长张冀收编他，阜宁七套李家围子李月舫、阜宁绅士孙铁吾在计、张之间多次拉关系斡旋。因计以前与张关系就比较好，所以张也就搪塞敷衍，迟迟不采取行动，有时还在粮饷上予以支持。韩德勤当时虽未想到这些，但欲加吞并之心却一直未死。副司令陈光寒则与日军早有往来，现在环境险恶，便又密谋率部投敌，认贼作父。日军亦将计雨亭视为眼中钉，经常寻机挑衅，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计雨亭处在矛盾的夹缝中，处境艰难，进退维谷。
我地方党组织对计雨亭的处境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不但有条件，而且有可能争取计雨亭投奔我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促进抗战早日胜利。因为，早在1939年，我地方党组织就曾派顾光明和王岫华专做马玉仁和计雨亭的思想工作。顾光明是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回家乡合利港的，他家是当地望族，上层人事关系较多，加之他是个知书达理之人，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他们和马玉仁、计雨亭关系很好，有一定的基础。现在，计雨亭处境困难，又没有其它出路，更有利于团结他，争取他。1940年10月，八路军五纵队向东挺进，阜宁党组织遂派顾光明等人找到计雨亭，要他为八路军让路，不要阻拦。计雨亭分析了形势，觉得顾光明的话有一定道理，和八路军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遂将部队转移到阜宁西南边陲马家荡。五纵队解放了阜宁城后，覃健的五团进抵东沟、益林、杨集、马家荡一带，计雨亭陷入了进退维谷、无立足之地的窘迫境地。我地方党组织又及时派顾光明、王岫华去马家荡，向计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他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在此情况下，计雨亭先派长子计超到蒋滩谢振华(阜宁大队大队长)、祝斌（阜宁大队特务营长）处摸底，受到热情接待。谢振华向计超讲了四条：一、计雨亭的部队编入我阜宁大队后，原有班、排、连编制可以不动，人马照旧；二、军饷由我发给；三、住地可以不动，仍驻马家荡一带；四、我方在连、排各级配备政治工作干部。以上四条，计超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作为代表，还要回去与计雨亭、陈光寒商量。
计雨亭听了计超回来的传话，觉得条件虽然可以，但考虑到谢振华仅仅是个阜宁大队的大队长，算不上是个大干部，因此仍不放心，怕他不能代表八路军。为此，阜宁县委又派顾光明、王岫华二人到计雨亭家中，找到了尚在家里的计超，说明来意，再次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顾全大局，动员父亲，共御外侮。计超同意后，与他们一同去见黄克诚司令员。到了益林东边大东庄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受到阜宁大队大队长谢振华和司令员黄克诚先后接见。黄司令员肯定计雨亭先生是抗日爱国的，又着重说明面临陈光寒意欲投敌，韩德勤欲加吞并的逆境，计先生抗日救国之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的出路是投奔我军共同抗日，希望计超能为此铺路搭桥，做好其父工作。黄克诚司令员还根据计的思想顾虑，谈了我军对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黄司令的一席话使计超深受教育和感动，当即表示要尽心尽力完成这一任务。最后黄克诚司令员又作了具体交代，如以探父为由，务必避开陈光寒，夜间与父亲单独谈，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等。当日下午，派了四名化装好的警卫人员护送计超到青沟，再雇乘小船到马家港。
计超见到父亲，说明家庭挂念，故绕道青沟前来探望。司令部的人设宴接风，还探听八路军进驻阜城、东沟、益林等地后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计超一一如实相告。晚饭后，计雨亭父子同宿。入夜，计超将顾光明、王岫华带他到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黄克诚司令员如何亲自接见，对计的为人及抗日救国的热情如何给予充分肯定，如何希望计率部加入八路军，共同抗日，一一作了详述，对有关政策也作了介绍。计雨亭听了儿子的话，沉思良久，权衡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长叹一声说：“我何尝不想这样做，但我是一个军人，许多情况说不清楚。眼前只有一条路，你把部队带过去，抗日救国，这正是你们青年人应该做的。我自己准备到上海去找老朋友，在那里安度晚年了。”投奔八路军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次日，计雨亭先召集有关军官密议，说明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取得支持。然后召开全体军人会议讲话：“……中央政府离我们太远，韩德勤主席对我们支持不力，友军还造我们的谣，想吃掉我们，跟他们是没有前途的，我决定投靠共产党部队，继续抗日，实现马司令的遗愿。弟兄们，你们跟我多年，愿意跟我走的，欢迎，不愿意去的，各人自便……”。当下，有人因年岁大了，家里有老小，就回家了，但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会后，经过一整天的讨论，谈启明所属警卫连全部，姜文雅营长、李文治连长等一部分人，合计600余人，轻机枪两挺，步枪400余支，由计超带领到东沟八路军办事处。而陈光寒则拉走了一部分人枪，到合德沿海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后来因作恶多端，被我地方武装俘获处死。还有个营长叫徐伯鸿，兄弟三人也将部下带到射阳中心桥一带，仍干其土匪勾当（后被高甫田所杀）。计超将部队带到东沟以后，八路军办事处举行欢迎大会，文艺晚会，发放衣被，安排食宿，住大庙休息。数日后，投诚部队被编为盐阜大队，任命计超为副大队长，叶达初为参谋长，傅东华为政治部主任，并派了李学孟、罗光等到部队做政治工作。营、连、排干部保留原职。从此，这支部队得到了新生，不久被编入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计超任副团长），提升为主力部队，后来在保卫盐阜、抗击日军的战斗中，立下不朽的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部又随三师主力挺进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不久，又挥师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部队安定以后，计雨亭面见黄克诚司令员，说明自己拟到上海安度晚年的想法，亦请黄司令帮助教育计超等。黄克诚当面表扬了他率部投奔八路军的壮举，请他留下来看看我党、我军的政策措施，如果我们做得不对，先生再走也不迟，我们保证先生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计雨亭听从了黄司令员的意见，留了下来，先到陈良丹沟附近的周滩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搬到硕集居住，那里比较太平，鬼子也不大去。
维护新政权 风雨同舟
1940年10月，八路军五纵队解放了阜宁，宋乃德任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阜宁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但是，当时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十三个区的许多原国民党政权的旧人员未来得及更换，他们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系地主、富农。这些人有的消极抵制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有的与日、伪顽匪串通一气，杀害抗日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区区长黄连、三区区长徐锐、陈振东、二区工委书记陈涛、五区区长甄长茂等惨遭土匪和伪政权奸细杀害。在此险恶环境下，人民政府一方面组织剿匪反霸，一方面进行政权改造。时任阜宁县县长的宋乃德等党政领导亲自到计雨亭、庞友兰、杨芷江、邹鲁山等开明士绅家里，向他们宣传我们党和政府的抗日救国主张，商讨救国大计，消除他们对我们党和政府的顾虑。1941年8月， 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刚刚转移到阜宁县境，刘少奇、陈毅便通知宋乃德把计雨亭等民主人士请到军部，与他们促膝谈心，分析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激励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经过工作，计雨亭茅塞顿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坚决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与和维护民主政权建设，彻底打消了去上海安度晚年的想法。
为了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管理和政权建设，我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设立了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参议会。阜宁县参议会于1940年12月筹备，推选计雨亭为参议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41年2 月在硕集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关于整顿财政和整顿教育的决议，一致推选计雨亭为阜宁县参议会参议长，杨芷江、庞友兰、王冀英、田厚哉、李继南为副参议长。会上，计雨亭会同田厚哉、邓松三提出建议案，建议修筑拦河堤坝，以造福人民，并可借此“以工代赈”，帮助贫苦农民度过春荒，以利巩固民主政权。建议案获得通过。不久，计雨亭在郭树张庄主持召开了阜宁县参议会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以区、镇为单位，推销百万公债，以保证抗战军需及修堤费用，他自己认购了十万元，他还号召三区民众，每乡组织自卫队，并扩大区自卫队武装，以便开工时保卫工人，分担保筑海堤之一部分责任。后来，经过艰苦努力，南北两道大堤终于赶在汛期前筑成（即宋公堤），根治了数百年来海潮和海啸给阜宁人民带来的危害，极大地提高了人民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当地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指阜宁东部），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指宋乃德）”。为推行各区民主政治，便于听取社情民意，促进各项行政工作开展，县参议会还函请县府饬令各区署聘请筹备委员会， 召开各区参议会。1941年7月， 七区（沟墩）和十三区（硕集）参议会召开时，计雨亭和县长宋乃德、书记唐棣华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吴法宪等分别到会祝贺并讲话，计雨亭还同时兼任十三区（硕集）参议长。1941年，全县13个区中，除一区（城厢区）外，均先后召开了区参议会成立会，由县、区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县区行政委员会，实行由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调整了乡、村干部。区、县参议会的召开与成立，标志着阜宁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民主化建设基本实现，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在政权建设中，计雨亭和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他们布置的任务，都竭尽全力完成。1941年夏天，日寇大扫荡，陈毅驻阜宁硕集，派计超回去与计雨亭商量（时住周滩殷圩），说有几个文化界知名人士，能否暂时住在他家，并请予以保护。计雨亭当即表示，以全家的生命担保来人的安全。就这样，贺绿汀（音乐家）、孙冶方（经济学家）、高刚（大学教授）以及钱正英、阿英等十多人住进了计家。计对外严密封锁消息，每天杀鸡买肉，热情招待，让他们吃饱吃好。为了安全，计雨亭把他们送到他的佃户家中，还与佃户换了衣服。他们还天天在小河里游泳，这样是为了麻痹敌人，避开敌人的视线，住了一个多月，至扫荡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直到有一天，数十人的武装部队把计雨亭的家包围起来，引起大家虚惊一场，原来是新四军军部派人接他们的。计雨亭的行为得到陈毅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他们坦诚相见，知无不言。鬼子扫荡结束后，刘少奇、陈毅曾面晤计雨亭，询问我军在大扫荡中的缺点和不足。计雨亭直接了当，坦言相陈，认为主要缺点是六个字，即缺乏知己知彼。陈毅同志听后，大腿一拍说：计老，你真是一针见血呀！
1942年5月， 盐阜行署在阜宁县郭墅张庄举行盐阜区各界追悼韩紫石先生大会。陈毅军长即席赋《悼韩紫翁》诗，计雨亭和庞友兰、杨芷江、何冰生等争相唱和，以赞扬韩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追悼会后，于7日、8日召开了有各县代表和部分社会名流士绅参加的座谈会，计雨亭也参加了会议，并踊跃发言。会上，行署主任宋乃德提出筹备成立盐阜区首届临时参议会，得到与会人士一致拥护。计雨亭被推选参加筹备工作，当选为驻会委员。10月21日上午，盐阜区首届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在阜宁陈集乡岔头村正式召开，计雨亭等27人作为阜宁代表参加了会议，计和陈毅军长、黄克诚师长等军政首长及其他社会名流在主席台上就座。30日，进行大会选举，计雨亭当选为盐阜行署副主任。计雨亭目睹大会盛况，心情十分激动。散会前，经他提议，由陈为轩先生作诗一首，以作纪念，陈当即以《感事呈陈毅军长》为题，即席赋诗云：“中共多豪杰，盐阜出人才，齐心打日寇，卫国保家来。”这首言情言志的通俗诗句，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争取更多的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期间，陈毅军长倡议成立湖海艺文社，约请阿英、范长江等同志与计雨亭等商讨有关事宜，计雨亭积极赞同。是年11年，在阜宁停翅港通过了由杨芷江先生起草的《湖海艺文社缘起》，计雨亭和陈毅、彭康、阿英、李一氓、范长江、李亚农、车载、沈其震、王阑西、白桃、薛暮桥、杨帆以及盐阜著名士绅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杨幼樵等22人作为发起人签了名。经筹备，湖海艺文社在阜宁县陈集乡卖饭曹（地名）正式成立。随着湖海艺文社的成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扩大，更多的开明士绅与知识分子通过诗文联谊，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党我军的了解，从而向我军靠拢，坚持团结抗战，致力民主政权建设，把盐阜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陈集乡卖饭曹也成了有名的文化村，湖海艺文社的影响一直流传至今。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全国不少地方开展了土地复查运动。报纸上也有介绍一些思想不纯、成份不纯的地、富分子混入我党政组织和受到群众处理或被清洗的消息。计雨亭看到后，思想上有了包袱，心中有些担忧，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地主、旧军阀，身份确是糟透了，剥削人民的罪恶是严重的，工作上又无专门技术，就是暂时不被清洗出去，将来究竟拿什么为人民服务，因此自觉前途渺茫，情绪上悲观失望。后来，听到华东局曾山主任讲的一番话，要他们加强学习，今后还要迎接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心中才稍微踏实了一些。黄岩副秘书长也找他谈话，说：你工作认真，又肯吃苦，经过了长期的考验，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就组织关系来说，像你只差填一张表格。计雨亭听到他们的勉励谈话后，原来不必要的担忧也一扫而空，重新振作了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1945年，阜宁县各界人民以民主方式选举了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45年中共“七大”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在延安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7月26日， 阜宁县人民选举代表筹备委员会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后，从村到区逐级选举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过程极为隆重热烈。8月6日，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计雨亭、张根、江重言、顾理东、陶锦扬、陶剑秋为阜宁县出席苏北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后又选举计雨亭、张根、江重言、顾理东为苏北区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3日赴延安。各地代表在赴延安途中，接到中央电报，大意为《双十协定》已经公布，大会暂停召开，代表皆返回原地。回归途中，计雨亭等在淮阴受到中共华中局负责同志接见。1945年11月1日， 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成立，李一氓任主席，季方等任副主席，下设公安、财政、教育、民政、建设五个厅，计雨亭任苏皖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华中工业学校校长。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计雨亭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形势，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他向谭震林同志表示：“我现在只认定一条路，坚决跟共产党走”，并请示今后可以做哪些事情。谭震林非常高兴，勉励他努力为党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为了保证苏皖边区政府机关的安全和有生力量，我边区政府除留下部分干部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外，将边区政府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苏皖边区参议会、被服厂、肥皂厂、华中银行、劳动医院、雪枫干部子弟学校、华中干部子弟学校、工业专科学校、新安旅行团的干部、职工、学生以及一些拿政府供给的有关人员，组成一支三千人左右的北撤大军，起名叫“黄河大队”（边区政府参议员代号）。计雨亭接受了谭震林同志的指示，任黄河大队大队长，其子计俊、计豪、计杰也随军北撤。北撤前（约1946年麦收时节），计雨亭主动将戴氏南尖的8000多亩土地献给射阳县优抗会，还放弃了六套的1400多亩土地。并且还将在朦胧的田产房屋什物等件，拍卖一空（一钱金子合一亩田）。黄河大队分6个中队，每队约四、五百人，于1946 年底从淮阴出发，经涟水，由沐阳过陇海路，走临沂，到铜井，并在铜井住了几个月时间。1947年1月， 陈毅又指示向鲁西南转移，黄河大队遂又进入鲁西南山区，在济南西庞家渡渡黄河，经东阿到达临清，最后定居河北省张家口的故城。黄河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形势、动员参军、斗地主、参与土改。在北撤途中，他自始至终积极负责，吃苦在前，所以，上上下下对他很少有意见。组织上曾为计雨亭配了一匹马，但他从来不骑，却佯称自己身体太重，马吃不消。后来，又为他配了一匹骡子，他还是不骑，让给伤病员，自己坚持和其他同志一起步行。行军中，他脚上磨起了不少血泡。晚上宿营后，将山芋挖个洞，放上香油、灯草，点火照明。当时，部队的黄金、大洋都由计雨亭保管，由一匹马驮着，他从不妄动一分。衣服破了自己补，有时将被子用绳子一扎，披在身上，当大衣御寒。从临沂开始，就不吃小灶，和干部、职工、学生一起吃大灶、很少吃到肉食。他还不准子女搞特殊化，规定不得骑马，战士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在困难的情况下，他仍保持乐观主义态度，部队住下后，他常讲一些笑话，令满座捧腹。偶尔也写一点诗，可惜这些诗因战争环境，未能保留下来，其子计俊还深深记得：一次，他从外面回来，只喊饿，因粥烫嘴，就先大口大口地吃着咸菜，而此时，计的秘书正为一篇文章绞尽脑汁，拼命吸烟，满屋烟雾。计雨亭见状，脱口而出：真是“文穷烟倒霉，粥烫菜遭殃”，秘书一下子被逗得乐了起来。在北辙途中，还发生了两件很危险、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是在陇海路附近，一天晚上，正在行军，突然发现河对岸有国民党74师的部队，黄河大队力量不强，如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很焦急。计雨亭在关键时刻，镇静自若，稍一沉思，便命令部队一律点起火把，大摇大摆，照明前进，敌人误以为是自己人，于是不加理睬，黄河大队终未受任何损失。还有一件是在庞家渡口，部队要渡河，而孙元良在后派兵追击，形势十分危急。计雨亭率部迅速登船，紧急渡河，渡河时风平浪静，一切顺利，部队登岸后，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人向前走都走不动。敌人追来，望河兴叹，无可奈何。事后，有人说这是天意，还有人说是计雨亭造化大。1948年8 月济南战役取得了胜利，全国的军事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大队接到华东局通知，又由计雨亭率领回到华东。就这样，苏皖边区政府机关在险恶的环境下，未有受到任何重大损失，其中，计雨亭功不可没。不过他再次受到蒋介石的通辑，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只好辗转于江、浙，最后落脚于上海，期间险遭逮捕，只因敌人一时疏忽，他们才得以逃生。
1949年3月， 黄河大队回到淮阴后，一部分人去了安徽和河南，一部分人就地留了下来，黄河大队解散了。计雨亭本人则带着警卫员南下，到达泰州，找到贺希明，参加支前等工作。
1949年5月， 计雨亭被聘为苏北行署生产设计委员会主任。当时，因机构未建立，他还主动写了五份农业生产参考材料和水利方面的建议，供有关领导和部门参考。
拥戴共产党 矢志不移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9年6月， 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是年9月， 计雨亭就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华东区域侯补代表，到北平参加讨论《共同纲领》的有关条款。他凭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分组讨论有关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和海军一节时，有的代表认为这很难实践，建议将“强大”二字删去，而计雨亭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强大”二字不能拿掉。他激动地说：我们的假设敌是谁？是美国。美国凭什么欺负我们？凭大炮、飞机、军舰。我们要防守、保卫国家，要不要大炮、飞机、军舰？要！而且力量要强大，所以一定建设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还举了一个制空权的例子来说明，会议上便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陈毅同志知道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还特意说这是党外人士提出来的。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到了这件事，说：大家展开讨论是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共同纲领》上没有使用这两个字，我们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加上去。1949年9月，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基础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将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1950年1月， 毛主席又指出：我们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同年4 月又指出：要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计雨亭听后，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共产党的确采纳了他的正确意见，他也尽了一个党外人士应尽的责任。
1950年10月，苏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扬州举行，会上选举产生了苏北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计雨亭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他还先后担任苏北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苏北行署土改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委员、苏北行署委员会委员兼水利局局长。
1951年，他曾率代表团欢迎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伤病员。1952年，计雨亭主持召开了苏北及扬州市各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座谈会。会上，计雨亭慷慨陈词，对美国武装日本这种别有用心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并表示继续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事业。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1953年8月，有人从扬州发出匿名举报信， 谓计雨亭是土匪出身，1940年曾组织特务团体暗杀了阜宁县一区区长黄连，并布置暗杀计海门等人。华东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致函江苏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江渭清，要求进行调查。省监委、公安厅、省委统战部按照要求进行了调查了解，他心中坦荡，没有任何怨言，自觉接受人民政府的审查，而且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坚信，自己没有暗杀过黄连，也没有布置其他任何暗杀任务，人民政府一定会将这件事查清楚的。后来经查：阜宁县民主政权初建时，区队人员不纯，有土匪混入，其中有个土匪还当了班长，他与匪首朱宝元勾结，里应外合，杀了黄连，缴了住区人员的枪，计海门被杀一节，均无人知道此事。事实查清了，计雨亭也洗刷了不白之冤，他更加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
1953年至1955年，他担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水利厅厅长。1954年1965年担任了省民政厅厅长。在周恩来总理关心鼓励下，他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他曾表示：是共产党救了我，以我过去的罪恶，如果不是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在土改复查时一定早就被农民的翻身棍打死了，今后，我只有依靠党，在党的领导下，忠诚地为人民服务，以赎前愆。在贫下中农的诉苦会上，他说：“在诉苦会上，农民忆苦，我在忆罪，我是有几千亩地的大地主，又是土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是伯仲，分不出高低，我们这些人是顶刮刮的革命对象，而现在反而在国家政权机关里，专政对象变成了专政者，我们如果掉队是很危险的，而我们掉队的可能性又是很大的，所以要下决心跟党走，决不能半途而废。”他还经常教育子女“要紧跟共产党走”，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他们。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部属，体察人民疾苦。他在任水利厅厅长时，坚持与群众打成一片。检查沂沭工程，一天步行70里路也不喊累，对工地存在的问题敢于提出意见，及时反映工程中重大事故，如对黄墩湖在未建闸前不能开小河，免得防汛时发生矛盾；华沂的新沂河土堰太低，不足抵御桃汛较大的水，建议加高土堰，保证沂河河床的麦收；五图闸塘底换沙，因未能挖到计划深度，四周发生裂缝，提议分块挖土，随挖土，随换沙等，并及时反映新沭河工程中有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引起上级有关部门重视，解决了防汛工程经费问题，使之安度汛期。在防汛工作中，他曾在会议上提出：黄墩河小河水出皂河闸下，须在一定水位时打坝，免得中运河出险和可能产生的纠纷。惠浴宇同志曾这样回忆过往事：计雨亭同志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老朋友，那时他就重视和倡导救灾治水，不过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解放后，他任江苏省第一任水利厅厅长，和我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抗洪抢险，他抢着到第一线去，有时为了照顾他，请他到后方协调指挥，他还不高兴。他就是这样新中国的建设忘我地工作着。
到民政厅任厅长后，工作更是繁重。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经过炮火的创伤，千疮百孔，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需要恢复生产，修养生息，安抚民众。中央要求“不能冻死一个人，也不能饿死一个人”，计雨亭作为民政厅厅长深感责任重大，这是一项必须要保质保量完成好的政治任务。他毫不懈怠，深入基层，亲临现场，作出部署。特别是作为国民党首都的南京，是一个庞大臃肿的消费城市，当时是“旅馆多、饭店多、鸦片馆多、赌场多、妓院多”，没有什么生产机构，民政工作的负担更是繁重。整个城市里的人多得交通都处于瘫痪状态，因而疏散人员成为首要任务，对这些人员首先要摸清人头，给他们解决基本的生活条件，最后把他们送返回乡，共遣返人员二十万左右，这个庞大的数字可想而知需要付出多少汗水。
他还对社会救济工作十分重视，经常到东台、南通、海门等地考察，作社会调查，总结典型经验，努力加以推广。当大丰遭受水灾时，他亲往救灾，安定百姓，鼓励大家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对盲、聋、哑人的工作也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南京有一个因工伤死去的老劳模遗孀，小孩多，生活无着，带着孩子向计哭诉，请求帮助解决困难。计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当即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点钱以解燃眉之急，并即刻派人和有关部门联系，让他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其生活费用，安排工作，供养小孩读书上学。事情办妥后，该遗孀又特地上门感谢。
他对干部、职工很关心体贴，曾亲自下伙房，帮助改善伙食。机关的黑板报刊出“厅长下伙房，大家喜洋洋”的报道，一时传为美谈。政治上与工作中却严格要求，大家都有几分“怕”他。有一位孤儿院的副院长，听别人的怂恿，把自己很少的钱去放高利贷，后被计雨亭得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放高利贷是旧社会有的，是剥削阶级的思想，现在这样做，我们不是与剥削阶级一样吗。他经常教育各级民政干部，“民政工作我们做领导的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去做，但对大的方面、大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闻不问，具体工作大家要完成好，千万不能出差错。工作遇到困难，告诉我们一起来做，确保各项工作要按时保质地完成”。当时的救济物资堆积如山，但是没有出现一例贪污挪用之事。
而对家人、子女要求更是严格。解放初期，他在苏北行政公署工作时，就耐心地劝导子女，不要因为他是领导干部，就指望他给他们安排工作，一切要靠自己去努力，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有所作为。后来他的两个子女在农村劳动，其中的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1959年左右，他的大女儿从农村迁到南京。次年整顿城市人口，他在党组负责同志面前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做好女儿工作。后被南京市盲聋哑缝纫厂辞退，仍旧回到了乡下。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当时的供应较困难，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显得很拮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家经常有人来，不是他的老部下，就是他的老乡，还有民政救济对象，并在他的家中吃饭，使他家里本已很少的食物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了，但他仍然热情地接待他们，好似自己没有困难。也许是他觉得欠子女的太多了，他每天下班默默地在院子里挖了一口深水塘，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一些瓜果蔬菜与小麦，来补充家庭日常生活，求得心灵上的安慰。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除三子计承宪，两岁时因患天花夭折外，其他儿女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长子计超，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南京市轻化公司经理（已去世）；次子计俊，1921年生，江苏省大丰市上海农场离休干部，现住大丰市城内；四子计杰，中共党员，曾任西安铁路局总务科长，现离休；五子计豪，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六子计策，曾任江苏省交通厅航运局技术科科长、工程师；七子计平，原在南京某厂任工人，已去世。长女计翘，家庭妇女；次女计华，中共党员，曾在中南海政保局和民政部工作过，现已离休。与扬州张氏所生的长子计凯，曾任上海汽轮机厂工人技校数学教师（已去世），次子张硕，从母姓，中共党员，大学毕业，曾在苏南某县做过教育局副局长（现已退休）。
他对大是大非问题认识清楚，旗帜鲜明。无论何时何地，对一些不正确的言论，敢于提出批评，维护党的威信。他凭着对党纯朴的爱和坚定的忠诚，始终抱着一个信念，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他说：“我自己过去是大地主、旧军人，和共产党是敌对的，后来跟共产党走了，但头脑里的旧思想并没有完全去掉，我要常以这一点来警惕自己，少犯错误。”
五十年代末，当时，我们正进行热火朝天搞建设，而国民党蒋介石负隅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在我福建沿海部队炮击金门时，他认为很及时、很必要，要给蒋介石一些颜色看看，因为“这些家伙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平时对国内外形势和大是大非问题，他都能毫不含糊地经常做正面宣传，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他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同党团结合作，也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省民政厅党组和省委统战部都认为：“计雨亭对党的领导是拥护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曾受到冲击。有一伙人到民政厅“造反”，要他交出公章，他怒不可遏，“你们把它拿走吧，就凭这颗公章就能干工作了吗？要凭实干，要凭做事情。”不久，民政厅机关个别干部子弟也带着一伙人，挂着红卫兵袖章，来到他的傅佑路30号家中，查抄钱物及所谓枪支弹药，均一无所获。后来，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他虽没有受到进一步冲击和批斗，但却十分关心其他老干部的状况。一次，惠浴宇省长被批斗后，住在珠江路的一个小阁楼上。他听说后，立刻冒着风险，前去探望，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解除精神压力。他不相信曹荻秋是叛徒，常为此打抱不平。曹的家属闻讯后，非常感动，热泪盈眶。后来召开曹荻秋追悼会时，曹的家属特地发函，请计的次子计俊前往参加。
1968年10月，计雨亭被从南京疏散到六合县，住县第二招待所，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1972年9月， 何香凝女士在北京逝世，遗体运到南京和廖仲凯合葬。计雨亭作为江苏民革中央委员，特地从六合赶来参加了悼念仪式，并致了悼词，充分表达了对何香凝女士的深切怀念之情。安葬仪式结束后，廖承志同志回京，向周总理回报了计雨亭的处境，周总理当即指令江苏省委将计迁回南京。计回南京后，原来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了，也不计较，就在湖南路大同新村10号住了下来，家里没有电话、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一切从简，也安然自得，从不苛求。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回南京后，曾多次参加过中央有关对台工作的研究和讨论。他的“请台湾同胞回来看一看、比一比，促进相互了解、接触和沟通”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肯定和重视。他还在江苏广播电台作过数次对台广播，寄语去台人员，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不计恩怨，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
1974年11月28日的深夜，计雨亭同志还在伏案工作，起草对台工作的宣传稿。也许由于组织活动频繁，加之经常加班加点工作，过于劳累，清晨时分突发心肌梗塞。当时家中无电话，等到救护车在送他去鼓楼医院抢救的途中，车子又开错了方向，耽误了时间，到医院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由于抢救不及时，这位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挚友，不幸在南京逝世，享年79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送了花圈，中共江苏省委、省革委会负责同志亲临吊唁，近二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省政协副主席陈鹤琴主持，省民革副主委廖运泽致悼词。遗体在清凉山火化，墓葬南京雨花台的望江矶，江苏省政协为其立碑。
功过是非，盖棺定论，计雨亭这个传奇人物，悼词是这样评价他的：计雨亭先生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改造世界观，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心祖国的统一事业，热切盼望台湾早日获得解放。他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他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